“罪己诏”中的“诏”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告也，从言从召。东汉的鸿儒郑玄为“诏”作注，谓之：“诏，告也”。告，告诉，对人说。这个人有上，也有下。《管子》一书中记载：齐桓公一次探望卧病的管仲时，征求管仲对日后政事的良谋：“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仲父”（管仲）是臣，“寡人”（齐桓公）是君，意思是要臣“诏”（告诉）君。齐桓公并没有以“君”为是，而是把“诏”字放在上下君臣平等的位置。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为‘制’，令为‘诏’”之后，“诏”的语权就变成皇帝的专利了。“罪己”，就是帝王责怪、自省自己的“口谕”，与“诏”字并用，就成了诏告天下的一种文书。
君臣错位
白居易为罪己诏写诗
白居易为罪己诏写诗
这样的“诏”主要是发现问题后自责。晋武帝时曾明令全国选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谁也奈何不得。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监军奉令到扬州选美女。监军要扬州节度使杜悰，也参与其事，杜悰以“不敢预闻”，拒绝了。为此，监军告了杜悰御状，并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悟出此举不妥，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
适用范围
唐太宗时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在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其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唐太宗一直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很不应该。接着就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唐太宗也就写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
天灾造成灾难
像“禹、汤罪己”就是。再有，魏文帝的时候，因为发生日食而有人弹劾三公，魏文帝则在朝批时说：不能委过于丞相，而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在元仁宗和顺治皇帝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了灾祸都应该我来承担，这是上天对我的谴告，我必须真心诚意让上天知道，我愿意把事情做好，愿意对人民负责，也愿意对你们负责。
成汤革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说：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尧》）《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下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政权危难之时
罪己诏
罪己诏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曰：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祐，人祇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
功用
“罪己诏”，作为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检，有它的积极作用，一来表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这就是“罪己诏”的行为和功用。
使帝王头脑清醒
汉武帝在他下的“轮台罪己诏”中自责悔过（“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还有选美女一事。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监军在扬州选美女，禁止老百姓婚嫁（“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因为节度使杜悰拒绝参与，被监军参了一本。唐武宗得知后，想到选美可能会给老百姓造成灾难，头脑这才清醒过来，立即命令监军停止选美，用实际行动悔过。
白居易为罪己诏写诗
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
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 白居易写的《贺雨》诗，就是一种对帝王的理解和谅解。诗中说的是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贺雨》诗曰：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再有：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发了一道《罪己大赦诏》，诏中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据史料记载，唐德宗颁“诏”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事危抱佛脚的
中国古代帝王的“罪己”言论也属“诏”的范畴，但与布告天下的“罪己诏”，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随时都可发，范围小，不受重视；后者通常都是到了万不得己时，才“诏”的。这个“不得己”主要是指帝王的生命、皇位、国难之时，像宋朝徽宗赵佶、明朝崇祯朱由检等，他们的“罪己诏”都是面对亡国之难时才做出的。这里说的“罪己诏”指的是末了时的“罪己诏”，不包括重大失误后的“罪己诏”。重大失误后，反对的呼声太强烈，下不了台的帝王，颁布一道“罪己诏”，就能得到原谅，平息众怒，重获“和谐”。
历代罪己诏
汉朝
汉文帝后元年（前163年）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与？……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汉武帝晚年，巫蛊狱兴，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此，株连甚广。不久，即察知太子无辜，乃建“思子宫”，自责悔过，时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明年，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仙人欺骗，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冬十月，出现日蚀。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
唐朝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冬天，大旱，帝乃“罪己”求雨。
宋朝
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闰九月，有大雷。丙申，以雷发非时，下“罪己诏”。
明朝
明思宗曾六下罪己诏,分别在崇祯八年，十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2次）
明思宗自缢前下诏“罪己”：“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评价 中国历史上帝王们的“罪己诏”，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有两种评价：一种是推崇的，一种是批判的；而推崇的似乎比较多，但批判的却也十分致命。
推崇
推崇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罪己诏”是帝王们的“魅力型统治”。钱穆先生在他的《黄帝》和《国史新论》中提到“罪己诏”时认为，中国古代帝王发布“罪己诏”的做法，是与君权对举的。西方学者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把中国帝王的“罪己诏”，跟西方的charisma（魅力）理论相比较后认为，如果一个皇帝不能对自己的政过进行反省的话，他的charisma就会流失掉。
二、“罪己诏”是帝王们的“自我批评”。有个叫李雪晴的，在他《寻找那棵树――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中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天自省，合于古训；有过自责，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但是，帝王决非常人，而是“圣天子”，不惟“圣”，且高居天人之际，近乎“神”，“君权神授”嘛。“如此神圣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过，已殊非易事，若进而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加轰动舆情了。”
三、“罪己诏”是一种“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具体操作。汉朝王符在他的《潜夫论·明闇》中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唐朝的魏徵把这句话归纳成八个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对“罪己诏”的肯定，也表现在下面两点上：
一、唐德宗颁发《罪己大赦诏》后，据史书记载，“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二、诗人李白写的那首“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君以明为圣”的颂扬诗。正是因对“罪己诏”的这样肯定，有人也就对崇祯皇帝临死前的“罪己诏”，不乏赞美之词，说朱由检“毕竟还有爱民之心，宁愿以一人碎尸来保护百姓。”史家还认为，朱由检“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因为，“从他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儿就接连不断”的发生，最后“崇祯只能手忙脚乱而又徒劳无功地一遍遍涂写‘罪己诏’”，说他这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有个叫顾炎武的思想家认为，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亡国只是君王姓氏的轮换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则是整个社会风尚的没落与沦丧。并得出结论：“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的”。
这是对“罪己诏”的肯定；
批判
在对“罪己诏”的批判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罪己诏”，也有“欺骗性的一面”。比如：
一、“仅仅说错了几句话，也要自我检讨”。元和七年（公元813年），淮、浙发生了水旱灾害，庙堂官员御史调查后作了不实的灾情汇报，唐宪宗听罢心里有了底；后来，他又听地方官的灾情汇报，却和御史的汇报大不一样，唐宪宗就怀疑地方官汇报的灾情不实。宰相李绛指出来不该怀疑，唐宪宗想想也是，当即就认错：“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就是说错了几句话，也是正常的事，自省反思是应当的，也正是古人倡导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说几句“不思，失言”了，对皇帝来说，也是在经常见面的大臣跟前顺嘴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然，唐宪宗能做到这样，的确也“委实不易”；不过，倘若将此类事拔高成“自我检讨”、“罪己”，却有些“哗众取宠”以及有意“做秀”之嫌了。这自然是史家所为，看来，高兴的可能只有皇帝和这位史家了。
二、“爱民如此，令人叹服。”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这似乎是古代帝王们经常要做的事。然而，这样的爱民之“诏”，很难让人恭维。因为，灾害有一定的地方性，它到来时，人只能想办法减轻、减少受灾的程度，却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所以，李世民舍己“使年谷丰稔”、“以存万国”，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可能，不过是向天下人“诏”了一句空话而已；其目的是通过这类空话，得到一个“君与民同甘共苦”的好名声。
三、在“自我鉴定”中鉴定自己。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到了最后关头（死与亡），有功摆的就摆功，没有功摆的就骂自己。这都是名垂青史之作。最不易的是后者。清朝顺治皇帝十四岁就亲政，在位十年就死了。在他亲政后，史书上说：“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自己，屡屡下诏“罪己”。
清朝顺治皇帝是中国古代帝王中不断下“罪己诏”的一个人，此外，还有一个平均三年多点就下一道“罪己诏”的皇帝，他是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
下罪己诏死的朱由检
史书上说，明朝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朱由检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最大特点不在“罪己”，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就在这次自曝官场腐恶内幕七年后，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这位朱皇帝就自己吊死在煤山上，并带走了一个朝代。
顺治和崇祯这两个皇帝的死，尽管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似的：不断地下“罪己诏”，直到临死，也没有忘记下“罪己诏”。看来，“罪己诏”不管多么有“charisma（魅力）”，多么有“轰动舆情”；但对他们帮忙实在不大。有人认为：天灾，与帝王们关系不大，而人祸，则绝对是帝王们的“自作孽”。包括因了天灾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激起的饥民造反，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悍将叛乱，奸臣谋大位，皇族窝里斗，乃至于所谓“外患”等等，究其祸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比较而言，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却可以防范。防范之法说来简单：时刻保持警惕，留心苗头，杜于始萌；紧盯患源，防于未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实际行动起来，却往往任皇权若野马脱缰，恣意妄为。权力的自信过剩症必致拒谏饰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过的机会，终于大祸酿成，大错铸成。大祸临头，帝业动摇，甚至危及帝王头颅时，帝王也会“罪己”的；不过，这样的“罪己”，除了警戒后人之外，对那个皇帝、对那个朝代，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罪己诏”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多少年来，尽管有人也谈起过“罪己诏”；“但是很显然，人们对‘罪己诏’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陌生。”
，，而现在 罪己诏 是不会出的 只能出些最美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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