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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鑫宇案”公布的结果，引发了公众对青少年失踪问题的关注。孩子为何走失，有人想求证他们是否受到迫害，有人将一切归因于青春期的情绪波动。实际上，很多孩子出走，是因为无力抵御所处环境催生出的无望感。
我们看似生活在一张编织紧密的社会连接网中，然而，这张网有的地方破了洞，有的地方绳索收得过紧，勒得人快要窒息。
走失的孩子，就是最早从网中坠落的人。
01
谜团
事后家人们发现，读初二的孩子陈昕，于2023年2月7日晚上6点多独自离开了家。第二天清早，陈明杰在15岁儿子陈昕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封遗书。
遗书半藏在一堆杂乱的草稿纸间，内容很简略。孩子说，自己不想活了，连原因都没写。此外，列了好几串字母和数字，是孩子给父亲留下了自己网络平台的账号和密码。陈昕告诉父亲，可以把他的游戏账号卖了，换一些钱。
陈昕只身离家的时候，穿着蓝色毛衣和黑色牛仔裤，戴着棉帽子和眼镜，没有带上手机和钱包。
当天晚上，陈明杰下班回家发现儿子没在家。但他没多想，那天下午陈昕和同学说去书屋玩，陈明杰想，也许孩子晚上又去找朋友了。没想一夜过去，儿子仍未归家，反常的情况开始让他不安。
早晨翻到儿子的遗书，陈明杰意识到事态严重赶忙报警。在警察的帮助下，他查到了儿子走失时的监控。儿子出走前2个小时，陈明杰曾让儿子帮忙下楼取快递。监控里，陈昕取快递回家的路上还蹦蹦跳跳的。傍晚离开小区，他的神色看起来仍平静轻松。
陈明杰按照孩子留下的账号密码登录了孩子的微信。不知道是因为孩子删除了聊天记录，还是因为换了登录设备，陈明杰发现微信里没有留下任何聊天记录。
陈明杰一下无法厘清儿子为何会贸然离家，也想不到他为什么会产生自杀的想法。孩子近期没有跟他诉说过烦恼。陈明杰在儿子两岁时与妻子离婚，之后13年儿子一直和他一起生活。从陈明杰的感受看，他和儿子维持着寻常的父子关系，虽不太热络，但也绝不疏离，偶尔因为成绩问题拌嘴，但父子间有这种情况不是也很正常吗？
马上就要开学了。陈明杰猜，会不会是学业给了孩子压力。上个学期并不好过，儿子一直憋在家里上网课，老师管得很紧，时不时打电话督促。不过，陈昕从没跟他提过一直闷在家是否会难受，他自己也从未考虑过这一层。
2月8日上午，陈明杰通过监控确认儿子走出小区后往东边走了。警察排查更远的监控需要时间，他不敢耽搁，便独自沿着儿子最后出现的街道搜索。
他忍不住想起最近的“胡鑫宇事件”，忧心不已。他不愿细想，只想抓住一切线索找到儿子。
少年胡鑫宇失踪事件近期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案情结果公布的前后，人们对于少年走失的原因有过各种猜测与疑问。自2022年底，更多的相似事件浮现在大众眼前。人们开始意识到，青少年走失并非孤例。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在九月至十一月发生了9起儿童走失事件，短期内在同一区域密集报告失踪儿童，这在当时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密切关注。
后来，当地警方证实，9个孩子都已找回。在另一些地方，家长们没有等到孩子回家。吉林女孩郑春梅自2022年11月4日走失至今已90余天，她的家长仍在四处寻找孩子的踪迹。2023年1月29日，浙江金乡一名14岁女孩走失，3天后，警方通报其溺水身亡。2月7日，四川资中警方在沱江水域打捞出一个月前走失的18岁中学女生的尸体。在互联网的全国寻人平台上，几乎每天都有1至3条青少年走失的寻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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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网站上的青少年寻人启事
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的数据显示，8到16岁是未成年人失踪的高发年龄段。低龄儿童的走失原因多为拐卖，而学龄青少年失踪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有较大比例是主动出走。至于出走的动因，有时连与孩子共同生活多年的父母都说不清楚。孩子离家出走后，父母骤然身陷谜团，发现彼此竟如此陌生。
陈昕出走的同一天，同样居住在西宁城北区的17岁女孩王玉灵也走失了。那天中午，王玉灵和母亲刘丽在家，刘丽问女儿午饭想吃什么，几次敲门都无人应答。她感觉不对劲，用卡片弹开门锁，才发现女儿已不在房间。她想起自己11点多的时候曾下楼打印东西，女儿大概就是那时溜出家门的。
王玉灵的手机去年摔坏了，之后一直没买新的。刘丽看到女儿的书包和钥匙都还在家，家里的现金也没少。这让她心里有些发慌，但想着也许孩子只是出门玩了，就没第一时间外出寻找和报警。
等了一整夜，女儿都没回来，刘丽担心得一夜没合眼。天亮后，她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马不停蹄地出门寻找。警方一时没能提供有效线索，她就自己去小区门卫室查监控。瞪大眼睛仔细看，可小区前后两个门边的摄像头都没拍到女儿走出的身影。
恐惧瞬时蔓延。女儿的身份证一直在她这里，她劝慰自己孩子应该走不出西宁。但她很担心另一种情况——女儿是被人诱骗，被黑车拉走。
她感到迷茫而绝望，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办法找女儿。她不了解女儿的交友圈子，和女儿的老师也不熟。房间里女儿的电脑紧闭，那里锁着一个她无法触及的世界。
一天一夜，一无所获的刘丽什么东西都没吃，独自在昏暗的客厅流泪。她的丈夫对女儿早就失望，不愿费力找，甚至说就让女儿“死在外面算了”。刘丽孤立无援。她发现女儿出走得很仓促，没有带她平时给女儿准备的擦手油，也没有带卫生巾。她不知道正来着月经的女儿要怎么办。
02
无望之境
刘丽有时会回想，女儿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可捉摸。王玉灵初中上的学校风气糟糕，很多学生早早进入社会游荡，抽烟、喝酒、溜冰。在母亲刘丽的印象中，从那时起，王玉灵就喜欢和这样的孩子混在一起。
刘丽一家四口人，她和丈夫平时忙着做生意，大儿子在外地工作，他们都没有时间对王玉灵多加看管。
进入高中，王玉灵又开始沉迷网络。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上网课时期，刘丽发现女儿更是整日整夜守在电脑前。她想要制止，女儿却告诉她，自己看电脑是要上课、查资料。实际上，她曾发现女儿有很多作业都没完成。
她不知道如何与女儿沟通，大多时间隐忍不发，怕话说重了刺激到女儿。但一次气急了，她一把掰断了女儿房间的门把手。自此，那扇门再也无法从外面打开。像一个隐喻，母亲此后更难走近女儿。
如同在海上行船，母女相处在狂风骤雨间也有过一些温和的时刻。2月5日元宵节，王玉灵收到哥哥给她买的新衣服，她在家试穿，刘丽在一旁建议，说白衣服配白鞋更好看一点。换上白鞋，王玉灵自己也很满意。一片和谐中，刘丽拿出手机想给女儿拍几张照片，给大儿子也看看。王玉灵却突然变了脸色，叫她别拍了。
刘丽觉得女儿这样很不懂事，却拿她没办法。后来女儿出走后，她想起这事，不禁猜测自己是不是当时惹女儿生气了。可就在出走那天上午，刘丽还叫女儿帮忙看看网购的绞肉机怎么退货，那时两人交流还很平和顺畅。她对女儿有太多猜测和不解，但平日里有限的交流不足以让她解开这些谜。
王玉灵和家人关系淡薄，在外交友却很热络。刘丽隐约知道女儿一直在玩一个名叫“麦可”的软件，那是一个说唱音乐交友平台。她还知道女儿有过几段网恋，对网友非常大方。去年九月，王玉灵用微信先后转走了刘丽十几万元，这些钱有的是王玉灵自己花掉，有的是以红包的形式发给了她的朋友。刘丽觉得女儿很没脑子，别人花言巧语几句，就能把她的钱骗走。
母亲想让女儿懂得，金钱是买不来友谊和爱情的。但她看不到的是，女儿在挥霍金钱换取好感的背后，或许藏匿着孤独与无望。
刘丽曾劝过王玉灵，要好好读书，以后上个大学，然后找份医生之类的铁饭碗工作。王玉灵却叫刘丽不要管她，说她自己的路自己走。
她没有说自己到底想怎么走未来的路。唯一清晰的是，她很想逃离。她曾经试图逃到江苏见网恋男友，还没出城就被刘丽拦下了。那之后，刘丽收起了王玉灵的身份证，却没料到女儿这次还是决然离开了。
在大众认知中，青少年的离家出走往往可以归因于短时的叛逆，而一些案例表明，在做出离家的行动之前，许多孩子有过漫长的挣扎。他们试图自我调整与向外求助，最终却仍无力改变，绝望地出走是仅剩的选择。
2019年夏天，一个名为何红宇的19岁女孩在假期独自登上涠洲岛，几天后彻底失踪，留下一封遗书。她是高三复读生，此前正在学校附近租房备考。在留给父母的遗书中她写道，“我总是想我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要出生，一切的一切不是你的错。我总是想到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这是我最好的所在，我所选择的，希望你们能好好活下去。”媒体找到了她的微博账号，就在她走失的前几天，她点赞过关于“自我感消失”和“现实感丧失”的心理分析的微博。
青少年的情绪困扰存在隐蔽性。何红宇的家人不愿相信自己看起来阳光乐观的孩子存在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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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红宇在涠洲岛暮崖附近失踪
很多时候，内在的困苦源自所处环境的压抑。学校与家庭是青少年生活的两个主要场域，如果在这两个环境中长期感到受困，他们会容易产生“逃无可逃”的感觉，最终走向极端。
今年投河去世的四川资中女孩在生前也曾留下过录音。她在录音中吐露，自己很喜欢学校里的老师们，但在家庭中感受不到爱。这最终促使她结束生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没有让我感受到温暖或者是亲情。”
客观环境的闭塞会催化人的无望感。即使是成年人，对环境的改造或挣脱有时都很有限，更何况是正处在青春期情绪震荡中的孩子。
大巴山地区的一个镇子，曾在2018年左右走失过一个少年。大巴山山岭纵横，在它北部还横着秦岭，层层阻隔下，这座小镇极其封闭，单是从镇上到县里，都要坐三个小时的车。当地一所中学里，曾有年轻教师因为地处偏远被分手，在职工宿舍自缢，自杀事件后不久，学校的一个学生出走失踪了。
孩子的家长四处寻找无果。镇上的人们猜测，也许是这孩子不爱上学，外出打工了。一段时间后，有人在穿镇而过的河流上游的一处桥洞发现了孩子的尸体。后来人们猜测，这个孩子是对这极度闭塞的生活环境感到绝望，一了百了。
03
残破的网
胡鑫宇死因的公布，引发了大众对于家庭与学校职能缺失的探讨，也让一些曾经游移在出走自毁边缘的幸存者们回溯自己的过往。
在深圳工作的钱雪认为自己曾是“另一个胡鑫宇”。读初三那年起，钱雪开始频繁失眠，整晚睡不着，白天上课只能硬撑。她曾向父母求助，父母说这只是一时压力大，叫她自己调节一下。钱雪开始每天戴耳塞睡觉、只盖特定的毯子、睡前进行很多舒眠仪式，但失眠的症状仍不见好。
她的父母是潮州人，钱雪出生前，他们来到汕头打拼，夫妻二人各开了一间小店，全年无休。在钱雪的学生时代，她与忙碌的父母相处时间极少，一家人就连年夜饭都要轮流吃。从父母那里求助无果，她也不想过多烦扰他们，就独自在整个高中阶段承受失眠之苦。
失眠源自深度的焦虑。钱雪踩着线考进了重点高中，高一时考试后会按照分数重排座位，分数处于中下游的她常在排座位时感到羞耻。
她对于提高成绩的渴望，不止是为了摆脱耻感。她觉得人生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外地大城市上学工作，摆脱被桎梏于家庭的命运。
为了提高成绩她做了很多努力。学校不强制要求，但她天天都上晚自习，还报名了补习班。为了减少上下学的时间，她和同学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
时日推进，她的成绩却没有提高，只有焦虑成倍累积。眼看唯一的出路要被阻断，无眠的夜晚，她开始在脑内描摹自杀的画面，爬出家里的窗，从学校楼顶跳下，在房间里上吊……
最终，她在一个清晨疲惫地起床后，坐上了与去学校方向相反的公交车，决定到市郊的海边投海自尽。
在公交车上，看着一点点远离闹市区，钱雪心里产生了犹疑。九点，她的手机开始不停地震动。她看到老师、家长、同学、甚至平时不常联系的亲戚都在轮番给她发消息、打电话。重新感觉到被关心的她从无望中暂时抽离了出来。踟蹰到中午，她最后坐车回了住所。
也是在那一天，她的父母才第一次去她租住的房子，知晓她的学习情况。
作为随迁子女，钱雪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关注。她没有怪罪过他们，深知父母从乡下来城里白手起家的不易，通过艰难打拼为她和弟弟供给必要的物质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受限于时间与认识，父母确实没有关心她的人生发展与心理健康的自觉，更无从察觉她在内心深处对未来的绝望。在父母眼中，女儿成绩处在中下游已经足够，之后总能凭劳动找到工作。
那次投海事件后，钱雪的学校老师们对她变得尤其宽容，她上学迟到老师也不会多言语，班主任还为她预约了2次学校的心理咨询。在咨询室，她倾吐出压抑许久的苦痛。只是心理咨询需要占用上课时间，2次之后班主任没再为她预约，她也不敢自己主张。
回望过去的经历，钱雪觉得自己的幸运之处是家庭与学校在察觉到她自毁的苗头时及时做了应对措施，多少帮助她舒缓那深重的焦虑。她最终走出了幽深的桥洞，考去外地上学、工作，进入新的人生阶段，应付新的烦恼。而那些不像她那么幸运的孩子，则永远地留在了桥洞中。
家庭是守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在中国，很多父母作为城市的流动人口，承受着巨大的经济负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工作以维持生计。不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随迁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总很有限。与此同时，代际差异阻隔了亲子间的良性沟通。即使在物质富足的家庭，同样存在父母对子女缺乏认知与理解的情况。
成年人处在一个更为复杂与多元的世界，在开阔的社交场合磨练出应对压力的技能。而青少年的活动范围往往局限于家庭与学校，他们容易对未来感到无望。有时家长无法察觉与共情这股无望感，放任其在暗处滋生，最终导向了孩子的自毁行为。
疫情三年长时间的居家网课与封校进一步收窄了这一代青少年的生活范围。校外活动变得比以往更为稀少，学校能为学生提供的心理援助也更加有限。再加上内卷氛围不断从职场向下蔓延，如今的中学校园生活对于很多青少年来说充斥着压抑。
较之过往，当下的青少年与互联网的结合更为紧密。互联网能打破些许现实生活的窒塞感，不过，巨量的信息也让青少年更容易被复杂的社会情绪所影响。在互联网的隐蔽角落，一些青少年肆意宣泄着极端情绪，把“杀人”和“自杀”挂在嘴边，甚至组建“约死群”。离家出走见网友，早已不像很多家长想的“网恋奔现”那样简单。
在孩子走失后，社会搜救体系成为挽回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近年，互联网的寻人平台与“天眼”系统为警方搜救提供了助力，但在这之余，依然有很多社会行动有待实施。
有学者曾实地考察台湾的青少年协寻体系，发现在台湾，社工机构在直接参与寻找孩子之外，还会进行许多间接救助。比如在校园和社区开展协寻倡导活动，发放公益宣传品吸引民众关心儿童青少年失踪议题；定期举行失踪儿童青少年问题研讨会；还会提供亲子心理咨询服务，尤其是在孩子找回之后，跟进孩子在家的适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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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站外的寻人启事栏
据青海省红十字先锋搜救救援队消息，目前陈昕已被找回。2月10日，刘丽通过天眼也找到了失联三天的女儿的踪迹，她是去找在本地认识的男友见面了。
周五晚上，刘丽把王玉灵接回了家。2月12日就要开学，周末王玉灵就得去住校。刘丽想着，疫情后终于不再有网课，女儿将回归正常的学校生活，可能会逐渐减轻对网络的沉迷。至于母女之间的种种隔阂，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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