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学家卢西恩·隆巴尔说，“童年不是我们生命中最短的时期，而是最长的时期，因为它一直伴随着我们，直至我们死亡。”

二战结束之后，瑞士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1923—2010）始终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是什么使一个人想出了用毒气杀死数百万人的计划，又如何让另外数百万人拥护并且协助他完成这一计划？

她从希特勒和更多纳粹党人的日记和传记里洞察了这一问题的答案——纵然许多传记作者试图为希特勒的父母开脱罪责——但米勒还是从他们的童年经历、内心感受和从家庭中习得的对待他人的方式中，看到了从“有毒教育”走向极权和帮凶的草蛇灰线。

“为了你好”是全世界家长共享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遮蔽了某些家庭教育方式的“有毒”的内核，包括虐待、谎言、虚伪和操纵等等。1748年的《论儿童的教育与指导》认为，早期（儿童教育）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使用武力和强迫，而孩子会随着时间推移忘却童年的一切，“如果能在此时破坏他们的意志，他们以后就不会想起自己曾经拥有过意志，正因如此，必需的严厉教育不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

在近三个世纪后的当下，不应体罚儿童或许已成为大多数家长的共识，但对于破坏儿童的意志是否正当，答案无法统一，或仍处于因私密无法探讨、因模糊而无从解决的地带。在《为了你好》一书中，爱丽丝·米勒提醒我们警惕“有毒教育”的骇人后果：每一句“为了你好”，或许都在一点点蚕食孩子的意志，而当儿童的自发性与自主性被破坏殆尽，毁掉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或一群孩子——想想第三帝国的历史——而可能是一整个社会与时代。

每个教育工作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说谎、伤害或冒犯他人是不对的，对父母的残忍行为以牙还牙而不理解其中的好意是不对的，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孩子说真话，对父母的好意心存感激，忽略父母行为的残酷性，接受父母的思想但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当对他有所期望时不会闹别扭，这些都被认为是优秀而正确的品质。这些近乎普遍的价值观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为了教会孩子，成年人认为他们有时必须诉诸谎言、欺骗、残暴、虐待，让孩子遭受羞辱。然而，对成年人来说，这些行为并不涉及“负面价值观”，因为他们经历过这样的教养，他们使用这些手段只为达到一个神圣的目的：让孩子在未来不再说谎，不再欺骗、仇恨、残忍和自私。

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相对性是这个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归根结底，我们的地位和权力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是好还是坏。这一原则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强者发号施令，战争的胜利者迟早会得到掌声，而不管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犯下什么罪行。

在我们热衷于向孩子灌输上述行为准则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以下情形并不总能成立，比如：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说真话，在不撒谎的情况下表达感激之情，或者忽视父母的残忍而仍然成为独立自主、能做出批判性判断的人。

那些在整个童年时期被允许做出适当反应的人，也就是，对有意或无意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痛苦、错误和否定表现出愤怒，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将会保持这种适当反应的能力。在成年后，当有人伤害他们时，他们将能够意识到并表达出来。但是，他们不觉得需要猛烈地回击。这种需要只出现在那些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自身感情堤坝破裂的人身上。因为一旦大坝决堤，一切都将变得不可预测。因此，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人中的一些人，由于担心不可预测的后果，会回避任何自发的反应；有些人则会偶尔对替代者产生莫名其妙的愤怒，或者反复诉诸谋杀或恐怖主义等暴力行为。一个能理解自身愤怒并将其整合为自身一部分的人，不会变得暴力。只有当他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的愤怒时，他才需要攻击他人。如果在小时候不被允许熟悉愤怒这种感觉，他将永远不能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来体验，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他周围的环境中完全不可想象。

考虑到这些因素，近年来德国60%的恐怖分子都是新教牧师的子女，也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情况的悲剧在于，父母的本意无疑是好的。从一开始，他们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善良、善解人意、有教养、随和、不苛求、体贴、无私、自制、感恩、不任性、不顽固、不叛逆，最重要的是温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向孩子们灌输这些价值观，如果没有其他办法，他们甚至准备使用武力来达到这些优秀的教育目标。如果孩子们在青春期表现出暴力行为的迹象，那么他们既在表现自身童年缺乏活力的一面，也在表现父母心中没有生机、被压抑和隐藏的一面，而后者只有孩子能感知到。

当恐怖分子将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以完成一项“伟大的理想主义事业”时，他们做的事情真的与父母曾经对他们所做的有所不同吗？当他们还是充满活力的孩子时，父母就怀着做一件伟大善事的感觉，把他们作为祭品献给了宏伟的教育目标，献给了崇高的宗教价值观。由于这些年轻人从未被允许相信自己的感受，由于教育理念的原因，他们一直压抑自己的感情。这些聪明且常常十分敏感的人，曾经为一种“更高的”道德而牺牲，成年后又为另一种——通常是相反的——意识形态而牺牲自己，为此，他们允许内心深处的自我被完全支配，就像他们童年时的情况一样。

但如果一个孩子的“教养”完全成功，以致他身上没有丝毫的自发性，那又会发生什么呢？就好比阿道夫·艾希曼和鲁道夫·霍斯二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训练得很听话，“教养”十分成功，以至于这种训练从未失效。在他们的心灵结构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裂缝，从来没有渗透过一滴水，也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情感冲击过它。直到生命的尽头，这些人都在执行他们接到的命令，从不质疑命令的内容。他们执行命令，并非出于对命令内在正确性的认识，而仅仅因为它们是命令。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审判时，证人最动人的证词都不能令艾希曼流露出丝毫情绪，然而在宣读判决书时，忘记起立的他经人提醒后却尴尬得脸红了。

孩子完全服从成年人意志的后果，不仅能从他将来在政治上的顺从（例如顺从于第三帝国的极权主义制度）中看出，甚至在他一离开家就已准备好接受新的服从这一内心状态上也能预见。一个内在发展仅限于学习服从他人命令的人，怎么可能指望他独立生活而不体验到内心突然的空虚呢？服兵役为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让接受命令的模式得以延续。当出现了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人，像父亲一样声称他确切知道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好的、正确的和必要的，然后许多渴望有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人，张开双臂欢迎他，并帮他登上权力的巅峰，这并不奇怪。这些年轻人终于找到了父亲的替代品，没有这个替代品，他们就无法正常生活。

在《第三帝国的面孔》（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中，费斯特（Joachim C. Fest，德国记者、作家、历史学家）描述了那些将被载入耻辱史册的人在谈论希特勒的全知全能、无懈可击和神性时，所表现出的奴性、不加批判和几乎幼稚的天真。那是小孩子看待父亲的方式，而这些人从未超越这个阶段。我将在这里引用几段话，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话，今天这一代人可能很难相信，这些后来被“载入史册”的人内心竟然如此空洞。费斯特在这里引用了赫尔曼·戈林的话：

如果天主教徒相信教皇在所有宗教和伦理问题上都绝对正确，那么我们纳粹党也会以同样热切的信念宣布：对我们来说，元首在所有政治和其他有关民众之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事项上也绝对正确……在希特勒身上，最敏锐的逻辑思想家、最深刻的哲学家与钢铁般顽强的实干家发生了罕见的结合，德国人认为这是一件幸事。

他还说道：

任何对我们处境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拥有的权力都是元首希望给予的。只有和元首在一起，只有站在他身后，一个人才真正强大，只有这样，他才能把强大的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如果违背了元首的意志，甚至根本没有他的意愿，一个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只要元首一句话，任何他想除掉的人就会倒下。他的威望和权威是无限的。

这里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孩子对他专制父亲的感受。戈林公开承认：

活在我心中的，不是我，而是元首……每次在他面前，我的心都会停止跳动……我常常到半夜才吃东西，因为在那之前，我应该会激动到反胃。当我九点钟左右回到卡林霍尔时，我不得不在椅子上坐几个小时才能恢复平静。对我来说，这段关系变成了彻头彻尾地出卖灵魂。

在1934年6月30日的演讲中，另一位纳粹高官鲁道夫·赫斯也公开表达了这种态度，他没有感到任何羞耻或不适——这种情况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几乎无法想象。他在演讲中说道：

我们自豪地注意到，有个人超越了一切非议，那就是元首。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感觉并知道：他总是正确的，而且他永远是正确的。我们的纳粹主义根植于不加批判的忠诚，根植于对元首的无条件服从，根植于默默地执行他的命令。我们相信，元首正在顺应塑造德国历史的更高召唤。这一信念不容批判。

费斯特评论道：

赫斯对待权威的失衡态度，与许多纳粹党领导人惊人地相似，这些人像他一样有着“严格的”父母。大量证据表明，希特勒从教育系统造成的损害中获利颇多，这个教育系统以军营为榜样，把孩子培养得像军校学员一样坚韧。他们早期发展的决定性特征是对军事世界的痴迷，这不仅表现在“老战士”特有的攻击性和狗一样的谄媚，而且表现在缺乏内在独立性和唯命是从的需要。赫斯的父亲拒绝让儿子上大学，不顾他的意愿和老师的请求，强迫他去经商，以接管自己在亚历山大港的公司，就这样他最后一次强调了他的权力。不论年轻的鲁道夫·赫斯对父亲有什么隐秘的反叛情绪，在这个儿子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被摧毁后，他便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父亲和父亲的替代品。一个人必须有领导！

我对变态心理的动力机制了解得越多，就越质疑战后不断提出的观点，即少数变态者应该对大屠杀负责。制造大屠杀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变态的具体症状，诸如孤立、孤独、羞耻和绝望。他们并不孤立，反倒属于志同道合的团体；他们不感到羞耻，反倒感到骄傲；他们并不绝望，反倒兴奋或冷漠。

说这些人崇拜权威，习惯于服从，这种解释并没有错，但它也不足以解释大屠杀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所说的服从，是指执行我们有意识接受的命令，那么在大屠杀中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但凡有一丝情感的人，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杀人狂。但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人们并没有让感情阻止他们，原因很简单：这些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有任何自己的感情，而要把父母的愿望当作自己的愿望。这些人从小就以坚强和不哭泣为荣，以“乐意”履行所有职责为荣，以无所畏惧为荣——换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内在的生命。

对社会规范的完美适应，换句话说，对所谓“健康常态”的完美适应，伴随着危险，这样的人几乎可以被用于任何目的。在此发生的不是自主性的丧失，因为这种自主性从来就没存在过，而是价值观的转换。只要这个人的整个价值体系被服从的原则所支配，那么价值观本身对他来说就不重要。他从来没有超越将父母理想化的阶段，对他们的要求无条件服从，这种理想化很容易被转移到元首或某种意识形态上。既然专制的父母总是正确的，孩子就没有必要在每种情况下绞尽脑汁来确定对他们的要求是对是错。再者，他又该如何评判呢？如果他总是被告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他从来没有机会去了解和熟悉自己的感受，此外，如果批评的尝试不为父母所接受因而对孩子来说太过危险，那么他要从何处获得评判的标准呢？如果一个成年人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思想，那么他无论如何都只能听命于当局，就像婴儿听命于父母一样。对那些更强大的人说“不”，对他来说总是太危险。

那些政治动荡的目击者一再报告，许多人都能以惊人的能力适应新形势。一夜之间，他们可以拥护与前一天完全不同的观点，并不会注意到其中的矛盾。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昨天对他们而言已经完全消失。

然而，即使这一观察结果适用于许多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但它并不适用于每个人。总有一些人拒绝被迅速改造。我们可以用精神分析知识来解答这个问题，即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至关重要的差异。在精神分析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尝试去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对领导者和群体的命令如此敏感，而另一些人却能对这些影响免疫。

我们钦佩那些反对极权国家政权的人，认为他们有勇气、有“强烈的道德感”，或者一直“忠于自己的原则”，等等。我们也可能对他们的纯真报以微笑，心想：“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面对这种暴虐的力量，他们的话语一点用都没有？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将不得不为他们的抗议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不论是钦佩这些反对者的人，还是蔑视这些反对者的人，可能都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拒绝适应极权主义政权，并非出于责任感，也不是因为天真，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忠于自己。思考这些问题越久，我就越倾向于认为，勇气、正直和爱的能力并不是“美德”，不属于道德范畴，而是好命的结果。

当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缺失之后，规范道德和履行职责才成了必要的人为措施。一个人在童年时越是无法接触到自己的真实感情，智力武库和道德假肢的需求就越大，因为道德和责任感不是力量的源泉，也不是真实感情的沃土。假肢中不会有血液流动；它们被用来出售，可以为许多主人服务。昨天被认为是好的东西——取决于政府或政党的法令——今天可以被认为是邪恶和腐败的，反之亦然。但那些有自发情感的人只能做自己。如果他们想保持本真，就没有其他选择。拒绝、排斥、爱的缺失和谩骂同样会影响他们；他们会因此而痛苦，会害怕它们，但一旦他们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他们就不想失去它。当他们感到有人要求自己做某件打心眼里反对的事，他们就不会去做。他们就是做不到。

这就是那些幸运的人，他们确信，即使辜负了父母的某些期望，父母的爱也不会消失。还有一些人，尽管一开始没有这种好运，但后来——例如，通过精神分析——他们懂得了即使冒着失去爱的风险也要找回失去的自我。无论什么代价都不能让他们甘愿再度放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