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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的重症感染者，风险赫然。一个人的孤立无援，疾病恶化时无人援手，个人的心理也承受重压。独居时代，如何面对自我无法处置的重症情形，是新冠感染潮留给人们的思考题。
01
重症中的独居者
杨雪并未在意的发热，重创了她的身体。从12月16日开始的感染，让她的体温一天比一天高，一度烧至42度。杨雪开始神智不清，“看天花板都能看到人影。”
孤立无援，她决定自己开车到医院。打了一剂退烧针后，还没走出医院大门，就晕倒了。事后医生告诉杨雪，幸好晕倒在医院，要是一个人晕倒在家里，后果不堪设想。
醒来后，杨雪休息半小时体温降至38度，却感到乏力，站不住也坐不住。考虑到医院人满为患，杨雪想回家休养。开不了车的她索性把车丢在医院，打了一辆车。
可没想到，这个决定险些让杨雪遭遇生命危险。
当晚凌晨左右，杨雪又开始发烧了。意识模糊之中，她拨打了120，一个人走到小区单元门口。在内蒙古零下15度的寒风中，她瑟瑟发抖，不一会儿便晕了过去。医护人员在门口发现了杨雪，将她抬上救护车，进行了急救。
第二天，杨雪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左手扎着输液管，耳边回旋着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冰冷的病房里，没有一丝阳光。医生进来询问她的情况，她感到浑身无力、嗓子紧绷，说不出话来。
25岁的杨雪自工作后一直独居。大学毕业后，她回到赤峰，考上教师编制，爸妈为她在市里买了一套房。她单身已久，习惯了独处，这半年一直在家教授网课，很少走出家门。新冠感染潮中，她迎来了独居生活的最大挑战。
独居时代，独居人士的生存状态颇为引人关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独居人口近9000万，独居人群结构在孤寡老人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未婚青年，并且多分布在一线城市。独居人士的风险，尤以安全问题和突发疾病为主，新冠感染潮的到来，对这一人群造成普遍性的挑战。
23岁的重庆女孩小柒在工作一年多后，来到香港读研。她与人合租了一套房子，12月初学校放寒假，室友陆续返回内地，剩下小柒独自一人。独居期间，她检测出新冠阳性，刚开始只是嗓子疼痛，有些低烧。然而两天后，她突然说不出话，甚至呼吸困难，这才害怕起来。
只身一人在香港，小柒没有求助的对象。她拨通了母亲的视频电话，只能通过打字交流，甚至连拿起手机的力气都没有。母亲见小柒孤独无助，内心着急，两人约定去深圳汇合，然后再想办法。然而这条方案行不通，内地不允许阳性病人通关，加上小柒已经无法独自行动，计划只好作罢。
远在内地的母亲，开始想方设法帮助小柒。她先是咨询了自己在香港的朋友，如何联系救护车，然后打电话给小柒一位朋友，请她帮忙叫来救护车。经过一系列远程操作，小柒终于被送到医院。
急救室内，小柒的心率检测仪屏幕飘红，滴滴报起警来。她的心率飙升至160次/分钟，远超60-100次/分钟的正常范围。病房内挤满了感染新冠的病人，医生护士都在慌乱中实施抢救，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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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心率检测仪
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独居者的感染风险扩大，疾病恶化的可能性升高，同时个人的心理压力也面临重压。感染潮中，这一庞大人群面临的风险骤然降临。
02
一个人的战疫
杨雪的检查结果给了她沉重一击。她的CT影像显示有肺结节，直径达12mm，可能是肺癌的前兆。这是杨雪感染新冠后发烧的第6天。医生说，由于发烧过度没有及时就医，引起肺部感染，加重了她的肺结节。
医生建议杨雪做肺结节切除手术，她有些害怕，担心一个人无法应付，也不想耽搁工作，于是申请了出院。
出院当晚，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杨雪借住到了一位医生朋友家里。她的担忧很快应验了。晚上11点多，杨雪喝了点粥，吃完药，突然开始呕吐，伴随着剧烈咳嗽，甚至咳出血来，再次晕倒在厕所。还好朋友及时发现，叫来了救护车。被送到医院时，杨雪心肺各项指标已经很不乐观，进入ICU紧急抢救才化险为夷。
凌晨3点多，杨雪在重症监护病房醒来，深夜的寂静令机器的滴滴声分外刺耳。她睁不开眼，感到胸闷、喘不上气、浑身无力，疑心自己“可能随时会挂。”隔壁床的老奶奶见她一个人，关切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她咿咿呀呀地说不出话。
医生郑重告知杨雪，必须尽快手术，她的结节是实性结节，长在血管旁边，很可能发展成肺癌。杨雪点了点头。手术当天，杨雪仍不愿意将消息告诉老家的父母，怕他们担心。
一个人身处异地，即将进行人生的第一场手术，杨雪有些惴惴不安，她向一位在本地交好的朋友发去消息：“要动手术了”，希望能得到些许安慰，却只等来一句“照顾好自己。”随后，她请朋友帮忙取点物品、将车开回，也被拒绝了。她能理解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却仍止不住一阵伤心，发现“不能指望任何人。”
手术前一晚，杨雪身体仍十分虚弱。模糊之中感觉有人围在隔壁床前，她睁开眼，看到医生正用除颤仪按压老奶奶的胸口，护士在一旁报着不断变化的数字。几分钟后，心电监护仪显示的心率化作一条直线，发出持续的鸣叫。医生无奈地走出病房，走廊里传来家属的哭声和嘶喊。
“就像电影一样，一个人瞬间就走了，而我们才刚认识几个小时。”杨雪的心脏怦怦跳得厉害，眼泪顺着氧气面罩滑落下来，她突然很想念爸妈，想给他们打个电话，却连手机都拿不起来。医生见她吓坏了，上前抱了抱她，摸摸她的头。
病房里，时有患者去世，家属的哀嚎声总是响彻走廊，那段时间杨雪经常做噩梦。晚上睡觉时，闭上眼睛，感觉自己看到了“鬼差”，“那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
手术后住院期间，杨雪没有请护工，也没有告诉父母，想“自己咬咬牙扛过去。”然而一个人应付病痛的困难，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想。
术后初期，杨雪每天都要输液，上厕所时，只能一手托着吊瓶，一手扶着墙，一步一步缓慢挪动。到了厕所，发现自己脱不了裤子，只能麻烦身边的同性，有时是护士，有时是保洁阿姨，有时是病友。自尊心在这一刻崩溃，“觉得很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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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在病房输液
在诸多针对独居人士的调研中，突发疾病始终是这一群体的深刻隐忧。社交网络上流行的孤独等级排序中，“一个人做手术”位居第一。就连陪诊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兴起，也与独自就医人群的扩大密不可分。
30岁的王博在北京工作，与陌生人合租了一套房子。11月底，王博从保定出差回到北京，已是深夜11点。他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嗓子疼、浑身乏力、有些发烧，但没有太在意，依然忙着工作。
到了夜里两点，身体状况恶化，甚至开始抽筋，王博赶紧服下一粒退烧药。第二天醒来，体温不降反升，烧至39度。发现抗原检测结果是阳性后，他决定去医院看诊。
原本他以为，独自就医对成年男人来讲不是难事，不料取报告时排队太久，他体力不支，难以站立，顺势躺在了急诊室的诊疗床上。
医生拿到他的报告后，发现情况不妙。血糖值逼近30mmol/L，是正常成年人的好几倍，判断容易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甚至发展成糖尿病高渗性昏迷。医生立马开了药，让他尽快输液，通过输入胰岛素降低血糖。
王博挣扎着起身，拖着无力的身体去往输液室，途中瘫倒在休息椅上。实在撑不住了，他给朋友发去消息：“快来医院帮忙，我真的不行了”，然后晕了过去。一直独自生活在北京的王博，第一次感受到无助。
检测出糖尿病后，王博转至天坛医院进行专科治疗。得知他入院的消息后，父母特地从上海赶来北京，却无法在医院陪护，只能在第二天离开。王博替自己请了一位护工，主要负责跑一些手续，或是需要帮助时呼叫医生。这能替他分摊一些事务，却无法减轻他内心的负担。
突然被告知患上糖尿病，王博感到难以接受。他并无家族病史，以前体检也未查出异常，但医生告诉他，感染新冠会导致血糖升高。遵照医嘱，王博出院后两个月内仍需每天注射胰岛素，并控制饮食，每两周复查一次。
更令王博感到不安的是，糖尿病这种慢性疾病，很可能与自己终身相伴。对于这样的结果，他至今难以相信，“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病。”
03
承受独居的风险
病痛中，意识模糊和行动能力丧失的后果，令独居者的感染风险成倍升高。即便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也可能因未得到及时救治而发展为重症。
感染潮期间，不少独居人士只能依靠邻居帮助，陌生的邻里关系在疫情期间意外重建，令人感叹“远亲不如近邻”。为响应巨大的需求，多家平台甚至推出上门照顾阳性患者的服务，内容包括洗衣倒水、做饭保洁、照顾宠物等，费用在50-100元/小时或100-600元/天不等。
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独居老人，状况更令人担忧。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新独居时代报告》显示，独居人群中，超五成50岁以上独居人口分布在乡村。在信息闭塞、资源匮乏的环境中，乡村独居老人的感染风险进一步升高。
一些独居老人因缺乏对疾病的认识，将新冠作为感冒对待，病情逐渐恶化。缺乏监护的老人发生“沉默性缺氧”的事件时有发生。独立行动能力的薄弱，也让老人在求医路上寸步难行。
社交网络上，有独居人士分享自己的心得：生病是对独立生活能力的最大考验，只有经历过伤病后才知道能否接受独居生活。
去香港读书前，小柒曾在内地工作过一年多，并不和父母住在一起，那时，她享受独居带来的绝对隐私和充分的个人空间。经历这次病情后，小柒突然体会到自己对他人的需要，但她并不认为这需要改变独居的生活方式，而是尽量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
她计划毕业后回到内地，跟妈妈住在同一个城市，方便彼此照顾，“以后再有紧急情况，妈妈可以及时照顾我，我也可以帮到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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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房间不到10平米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在《单身社会》一书中指出，独居正成为一次空前强大、无可避免的社会变革，未来的社会和城市规划都应当适应这种变化。当独居的趋势渐成主流，如何应对独居风险不再只是个体的课题。
经历过独自求医的无助后，杨雪内心升起对婚姻的向往，她在网上发帖问道：“结婚以后有伴侣照顾会不会好一些？”网友的回复令她诧异，不少人认为婚姻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人始终需要独自面对困境。有人留言说，“如果你有老公还是一个人住院，岂不是更惨更难过？”
看完网上的讨论，杨雪觉得自己“突然想开了”，并将帖子删掉。她提醒自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今年元旦，杨雪在医院跨年，她和两个远在外地的朋友进行了长时间的视频通话，三人计划夏天见面，完成三年前的旅行约定，“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过好现在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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