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书里的人物故事都是真实的。友情提示：长文阅读，合理安排时间。

在生活的摧残下，她精神失常了。被安排给一个需要女人的残疾农民为妻，奏出许多不和谐的生活颤音……

 
赵纯慧 女（右二）1995年2月1日，宜川，赵纯慧一家。出生于1949年的赵纯慧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被动员到了陕西宜川插队落户，第二年她疯了，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公社党委安排她嫁给了残疾农民李根管，婚后，他们生了3男1女。（摄影：黑明）

赵晓华，一个能歌善舞的北京女知青。初中六八届学生。插队第二年患精神病。食花椒，吞醋糟，不辨麻辣苦涩。当地干部安排其与一残废农民结合，现身边已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

一件阴丹蓝布褂子，皱巴巴，脏兮兮。市面上早就不出售这种布料了，这是遥远年代在农村妇女中曾经流行过的服饰。这件褂子穿在她的身上。她站在六月太阳照耀着的斜坡上，凝然不动，仿佛一根枯木。头发灰蓬蓬粘成一团，额前朝前戳，脑后朝后戳，宛如茅草庵的两檐，即便花工夫去梳理，似乎也很难服贴。脸倒白净，眉毛弯弯，一双凤眼，下身穿一条又窄又短的灰裤子。脚上是一双新布鞋，但是有一只不知在哪儿踩湿了，黄土一扑，成了湿土疙瘩。

她面无表情，僵硬地站在仲夏的阳光下，不动。或许一个小时。或许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我不相信这个人会唱歌，会跳舞。把她与一个能歌善舞百灵鸟一样活泼的姑娘联系在一起，是吃力的。

可是所有了解赵晓华过去情况的人都告诉我，当年她的歌舞才华，相当突出。曾在县知青办工作过多年、现在是县志办副主任的北京知青高敏告诉我，过去县上召开知青大会，她总要动员赵晓华唱几支歌。回回博得掌声。

赵晓华村里的一位姑娘说：“好哩，赵晓华唱的好哩，那时我们是娃娃家，她唱我们就拥到窑门口听。”

现在，这个赵晓华的歌声呢?——那欢乐的歌，妻凉的歌。她的歌喉哑了。她只会默然无语地站在烈日暴晒或者风雪交加的高原上，没有欢乐，没有痛苦，没有思维，甚至也没感觉。世界在她眼中，或许只是一团模糊混沌的色块，惚惚、凌乱杂荛的画面，或许压根儿就是片空白。

很有可能，那第一个晚上，她的精神就受到了摧残。

那天下大雪。所有那一批下乡的北京知青都不会忘记那个白雪皑皑的日子。火车把他们拉到富平，然后转乘县上派来的卡车。车顶蒙着帆布篷子，车轮子上装着防滑链。车队小翼翼爬行在白雪覆盖的山道上。车内有人情绪高昂，不时扒开帆布眺望辽阔壮丽的雪原景色，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在车厢内唱起来。她和几个人挤坐在一只破轮胎上，浑身冷得缩成一团，手脚冻麻了。她不说话，紧迫而来的恐惧袭击着她。她不敢看车厢外面总担心卡车会翻。有人叫她的名字，让她也来唱一支，她的歌声同伴们非常喜欢听。她企图摆脱恐惧，打起精神，和大家一块乐一乐，可是办不到。会翻车一这种不祥的预感象魔影一样纠缠着她。当她推说晕车，可怜巴巴地把头伏在膝头的时候，有人看见她的身体一阵阵哆嗪。

车到县上，天已经黑了，街道上的积雪被人踩成稀泥烂浆。欢迎的人很多，敲锣打鼓。也有很多看热闹的男男女女，他们大都穿着黑色家织布棉袄棉裤。在狭窄窄的街道上一堆儿堆儿拥挤着，给这些新来的知青一种很刺激的印象。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当地人喜欢黑颜色。县上的干部拿扩音话筒指挥着人群和车辆。有的车已经停下来，知青们纷纷跳下车;有的车还在泥水中往前走或者往后倒，寻找合适的停车地点。一片乱哄哄的景象。

赵晓华刚跳下车，便听见身旁不远处传来一个尖锐短促的声音。声音刺激极了。她扭头看去，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影子躺在一辆车轮下。她还没有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见有人大呼大叫：“压死人啦！”“出事啦！快！快”。压死的是一个看热闹的小女孩。人们把她从车轮下拉出来的时候，两只胳膊还在抽搐，但是人已经没救了。

赵晓华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人们乱纷纷从她身旁跑过，涌向出事地点。她被人撞了一下，猛地清醒过来，随即恐怖地尖叫一声，几乎是被本能驱使着，捂着脸逃向远处。

也许这以后她就一直没能抹去那绝望的、撕心裂肺的短促叫声刻在她心头的印痕。她常常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不敢听见有人突然发出叫喊。来到陕北的第一印象，成了她不幸的开端。

与很多北京知青不同，赵晓华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插队下乡，尤其不愿意到很远的陕北插队下乡。家里七口人，父亲是工程师，“文革”开始不久，便以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母亲没有工作，哥哥上北工院，姐姐患小儿麻痹后遗症，是个瘫子，两个弟弟都还小，正在读小学。父亲关进监狱后不久，母亲便疯了。动员插队开始后，赵晓华没有报名，想留在北京，照料家。可是街道、学校一天几次找上门，不走不行，她只得办了插队手续。她难以预料她走后，家里的生活将怎样维持。

她插队的村子叫里沟，地处Y县南部山区，共有十七个知青。象许多知青点一样，这是一个乱哄哄的集体。做饭把破袜子下进锅里；一个月的粮食，不到十五天就吃个精光；打架斗殴;把老乡的狗勒死炖着吃；干起活来却凶得要命，生产队记工分，他们非常诧异：插队干活还记工分?…，

在这群人里，赵晓华一般情况下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她缺乏很多伙伴那种狂热劲头，远不象别人那样洒脱和无忧无虑。她沉默寡言，总喜欢把自己缩在一个角落。同伴们知道她牵挂北京家里，有些人同情她，有些人因此而瞧不起她，认为她接受再教育的决心不坚定。她默默地接受着外来的一切，在十七个人的小集体里，她是最顺从的一个。她也有显眼的时候。生产队开会，知青给老乡教唱歌曲，这时候大家就要推出她来。她的歌声甜美动听，老乡跟着唱会，不唱了，干脆叫她一个人唱，大家听。她唱了一支又一支歌声里，她似乎忘掉了一切，千里之外的家，不幸的父亲，可怜的母亲和姐姐、幼小的弟弟以及自身眼下的处境。她表现出少见的活泼神情来，白净的脸颊和弯眉风眼显得楚楚动人。老乡听迷了，咂巴着嘴直赞叹：“简直跟广播里的人唱的一样。

这就是赵晓华插队后最初的情景。

知青点上，乱哄哄的集体生活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这群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经常为做饭、吃饭的事情吵架。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会做饭的，常有这样的情况：吃饭时，饭盛到碗里了，咬一口，生的，于是便有人抱怨，甚至骂骂咧咧，很容易便导致吵嚷一通。

赵晓华在家时经常做饭，但她不会烧陕北的灶火。队上分的千柴早让大伙烧光，抓一把新砍来的湿柴塞进灶洞里，只冒黑烟，不起火苗，急得她用嘴吹，扇子搧，都不顶事。下工后，大家都回来了，谁也进不了窑，里边呛得人喘不过气。待烟散尽。打开蒸笼一瞧，蒸的窝头稀软松散象黄泥巴一样平糊在笼屉上，根本不能吃。没等大伙说什么，赵晓华自先捂着被烟熏得又红又肿的眼睛，缩在灶角哭开了。

小集体瓦解了。十七个人分开重新打伙。这次赵晓华谁也没跟，独自一个生活。队上给她分了一孔小窑。小窑在一个僻背处，人不常去，她也不大同其他知青们往来。她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

 

她是静心地向远方寄托着自己的思念，或者需要默默地咀嚼牵挂亲人的痛苦?

可以肯定地说，她的内心是极不平衡的，她并不喜欢孤独。不论怎样讲，知青们生活在一块，总有一些欢乐，而一个人的日子总是难捱的。她曾对同村一个知青说：“我能象你们一样就好。”她指的是象他们一样对一切都不在乎，心头没有那么多忧虑。她渴望这样，但是办不到。

有段时间，公社组织文艺队，她被吸收进去在文艺队里，她又唱又跳，和大家关系处得不错，工作相当努力。看得出，她企图通过一种热烈而丰富多彩的生活来改变自己的心境。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段时间她显得轻松而愉快，性格变得开朗了，见了人常说说笑笑。可是文艺队一解散，她回到她那孔小窑洞里后，现实世界又在她面前无情地展开，她又回到原先的生活中了。

1970年春节，插队整整一年的知青们早就急不可耐，有钱的打票，没钱的扒车，纷纷回北京过年。

赵晓华随四五个知青，步行120里，来到黄河边。他们打算从这儿渡河，到山西境内扒车回京。他们都没有乘车的盘缠。

到黄河岸边已是日落西山。踏着浓重的暮色，他们走进个小小的村子。

一拨年轻人，谁也没有见过如此荒凉的村庄。他们插队的村子，虽说偏僻落后，但村子里终归有树木，有高音喇叭而眼前这个小村庄，一棵树木也没有，光秃秃裸露在寒风凛冽的黄河的峭岸上。村里死寂无声。房屋清一色是用从河滩捡来的石块垒起来的。走进村子，除了石块，还是石块，景象之荒凉宛如一处原始部落。

他们在一个跛子老汉开的“黑店”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来到渡口。从乱石瘫上一个小窝棚里叫出船工。船工见是一帮北京知青，知道挣不来钱，推推辞辞不想过河。他们死磨硬缠，每人过河的开价从三毛钱增加到五毛，船工扛不过，说：“船漏水，要过就坐羊皮筏子。”

”在寒风呼啸的河滩，他们帮船工吹起羊皮"浑脱”，然后再把几只“浑脱”连在一块扎成筏子。筏子拖到河边船工说：“一次只能坐两个人。”

冬季的黄河里，漂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河水翻卷腾起剌骨的寒气，冰块子顺流而下，相互碰撞，发出彭彭的响声。皮筏子放进水中，急促地打着旋转，不是被冰块撞翻，就是被冲回岸边。船工又吹了几只浑退，加在皮筏子上。分两批先把四个男生送过河，最后来接送赵晓华和另外一个女生时，她们却怎么也不敢登上那只颠簸得非常厉害的皮筏子了。

别说登上皮筏子，即便站在岸边，赵晓华和那位女生也觉得一阵阵头晕目眩。他们分明看见那几个男生的衣服已被浪花打湿，在河心里，有几次皮筏子被冰块撞击得几乎翻倾。那情景太可怕了。她们瑟缩在岸边，心里充满恐惧。这趟没有盘费的长途跋涉，肯定会有没完没了的冒险，她们退却了。

他们回到村里。

那个女生是邻村的，春节期间，里沟村只剩下赵晓华，这是一段异常难熬的日子。孤单单一个人呆在一孔又小又破的窑洞里，听佳节爆竹声声，闻街巷笑语喧哗，她不能不格外思念远方的家，挂牵亲人的处境。

母亲的病时轻时重，轻时还能干点家务活，重时就只会乱说乱跑。有一次跑出去，被自行车撞伤胳膊，邻居送回来又跑出去。姐姐的大小便都得要人照理。弟弟小，不懂事。父亲是冤案，哥哥已为父亲翻了几年案，还没翻过来。她来陕北前哥哥还在为此奔走。插队以来，家中很少给她来信，哥哥偶尔来一封，也绝口不提家中的事。

她急于了解一年来家中的情况，可是憋在陕北这深深的山沟里，回不去，她只好瞎猜乱想了。

春节后，回京的同学陆陆续续返回村里。一位女同学告诉赵晓华，她去过一趟她家，她母亲的病更重了，这一阵不再乱跑，一天到晚围床烂被套坐在床上傻笑。她姐夏天生了褥疮，没人管，直到冬季背上还烂着。两个弟弟不再上学，在排水沟里掏煤渣泥向蜂窝煤厂出售。她一听就急哭了，找大队，找公社，要钱，打算立即回北京。

钱没有要来。

于是她又找县知青办。里沟离县城200里，一星期通一次班车。没钱坐车，也等不及，她步行着去。路上要钻一条40里长的老虎沟，还要翻两架山，一天赶不到。人们不知道途中的她晚在哪度过的。在县知青办哭磨了两天，当她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手，迫不得已返回里沟那孔小窑里时，她便病倒了。

她病得不轻。发高烧，说梦话，水能喝一点，饭一口也吃不进去，躺了四五天。

病未痊愈，有消息传来，说本县一个知青的家长，从北京赶来看望孩子，在黄河滩上，心脏病发作，死了。赵晓华听到这个消息，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从窑里跑出来，在野外山梁梁上愣愣地坐了大半天。

从这时开始，可怕的迹象就在她身上出现了。

也许悲剧的根子早就潜伏在她的遗传基因中，不错，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精神病学的遗传学说中，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样为研究家们所强调和重视。精神病与心理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人的心理理解是具有社会性。精神病学家指出：人的认识活动、情绪和情感反应、意志行动，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同时由外界事物引起，并又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协调和统一地发挥作用。认识、情绪、情况和意志行动之间如能保持谐调性，便保证了精神活动的完整和正常地发挥其作用，反之，心理过程便产生障碍，极有可能陷于病态。

假使没有那些强烈的外来刺激，赵晓华也许会健康地生活下去。即便在她的体内潜藏着母亲的遗传因子，那因子也可能处于沉睡状态。它已经沉睡了近20年，也许会沉睡30年50年，也许终生都不会苏酲。可是。极度的抑郁焦虑把那可怕的魔鬼唤酲了，它开始残酷无情的摧残她的神智。

开始她喜欢到处不停地乱跑，嘴里嘟嘟囔囔，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我妈病了，我要回北京。我妈病了，我要回北京”。再就是唱歌。一个人常常坐在小窑洞的门口唱。她唱的是一首知青创作填词的歌曲。这首歌在北京知青中流传很广泛，歌词直白，但曲调(借用一首苏联歌曲的曲调)异常哀惋，它几乎成了北京插队知青的队歌：

知青歌曲《从北京到延安》

从北京到廷安，

路途多遥远。
离开了家乡，
告别了父母，
生活多么悲惨。
有一天晚上我做梦，
回到了妈妈身边，
妈妈抚摸着我，
泪水洒在我胸前…

赵晓华唱这首歌时没有任何表情，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跟念诵差不多，在她痴呆呆的眼睛里，却蓄满一眶泪水。她仿佛只是为了给自己听，唱得声音不大，但是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似乎在她唱过的众多歌曲中，存留在记忆中的唯有这一首了。

那些平素非常喜欢听她唱歌的老乡，如今再也不忍心去听她的歌声。她的歌听了教人心酸。

后来，她的言语、动作和行为慢慢减少，举止变得缓慢而笨拙。她不再理睬别人，对于别人的问话也不闻不答。但是她还唱歌，唱那首“从北京到延安，路途多遥远。”不过声音更小，更不成调儿。再后来，她的歌声便哑了。

在守凤乡的院子里，我看见两个孩子正在土地上玩耍。孩子穿得又脏又破烂，一个大点的脱了一只鞋，往鞋壳里装土，然后再把土倒进一个破塑料袋里。身旁一个小点的侧匐在地上，嘴里噙着一根葱叶，对着地上噗噗乱吹。有人告诉我那是赵晓华的孩子，老大和老二。

赵晓华现在已有四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子，已经十一岁，但生得又瘦又小，看去最多八九岁。老二是女子，我差点认成了小子。在我注意这兄妹的当儿，那老大嘴里失声喊了句什么，扬起胳膊，将装满黄土的塑料袋扔向远处，一溜烟跑了。老二从地上爬起来，地上的黄土兜进裤腿里扑簌簌从裤裆腿直往下溜，急急忙忙去追哥哥。

赵晓华的婚姻，是一个畸型的组合。

她的丈夫李三性，是个身高不到一米五、一条腿有严重残疾的四十多岁的男人。

我来后，想见见他，和他聊聊，可是他总躲着我，几次请人和他约好，到时候我去了，扑了空。开始我很纳闷，不明白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过去他常打赵晓华，听说我是省上来的，以为我要调查打赵晓华的事，所以怕得不行。赵晓华是他的婆姨，但更重要的还是知青，知青是不能随便动一手指头的，过去村子里的许多事情，都向他提示着这点。

我不再相约，径直去他家找他。

见到我他有点慌乱，让座让茶，客套当中，不时偷偷拿睛瞟我。直到我说明来意，他才稍稍稳住了神。

我让他讲讲有关赵晓华和他们生活的情况，他又误解了。以为我是来调查知青生活状况，准备研究补助或解决什么问题，于是马上发牢骚，诉苦。他坐在一只小矮凳上，脸上现出一副忿然不平的样子，歪着脑袋哼了一声。“不管天东地西，知青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可是搞一搞就没人管了。我婆姨看病的药费还没报哩。四个娃娃，一家六口人，困难大着哩……”

他大约意识到自己有一张很硬的王牌，这就是他是知青家属，有权利发牢骚，有权利抱怨，有权利要求政府特殊对待他和他的家庭。望着这个又瘦又小、头发有些花白的男人，我的心里隐隐涌起一阵痛楚。

1970年冬，赵晓华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生活几乎都难以自理了，去河里洗衣服，衣服往水里一扔，她便呆呆地站定，水把衣服早冲走，她仍木偶般地站在那里发呆。上厕所，走到厕所门口，一只脚踏上台阶，突然站住不动了，仿佛被一个无形的机关固定在那里，一个姿势一直可以站一两个小时。不梳头，不洗脸，也很少做饭，看见什么吃什么。一次村里有人见她攥着一把什么东西，一粒一粒塞进嘴里咀嚼，要起来一看，竟是花椒！她那孔小窑里又脏又乱，别人很难插进脚。村子里的知青，不再与她来往，大家象逃避瘟疫似的，远远地躲着她。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大雪覆盖了高原，四野茫茫，天地间的一切都隐蔽起来。烧火无柴，吃水无人担，赵晓华黑天白天都躺在窑里，饿了吃点炒得半不生熟的玉米粒，渴了吃窑外的雪，村子里的老乡看着不忍心，便有人给她送点糊糊米黄(一种包谷面与小米面混合摊成的饼子)，端碗杂豆粥。正月初二，村里一个老汉在硷畔上闲转，见赵晓华的窑洞里烟火动静俱无，便走进去探视。只见赵晓华躺在冰冷的炕上，锅台上一个黑瓦盆里盛了几疙瘩醋糟，一只碗里盛着雪。老汉鼻根一酸，去找支书，支书来看了看，又将队长、党团员叫到一块商量，决定村子里挨家挨户轮流给赵晓华管饭，一家一天，每户再给赵晓华一捆柴禾。此后，赵晓华总算能吃上熟饭、喝上开水、睡上热炕上。

夏天割罢麦，县委书记来大队蹲点，听说里沟有个知青病了，便到村里来看望。

“赵晓华，县委书记来看你。”队长说。

赵晓华坐在窑门外一块石头上，正给一只又脏又烂的黄胶鞋穿鞋带。鞋带是用几绺麻胚子松松散散捻成的，头儿开花，怎么也穿不到鞋眼里去。她不急，也不明白要把绳头儿搓紧，久久地继续着她那僵硬迟缓的动作。对于队长的话她毫无反应。

“赵晓华，这是县委书记，是专门来看望你的。”队长又说。

赵晓华抬起直勾勾的眼光，瞥了队长一眼，又专心致志地去穿鞋带。

县委书记叹口气，走了。

几天后，县知青办来人，让队长把赵晓华送到县上去治疗，治疗的同时，县上和北京有关方面联系，要将赵晓华病退回京。北京不接收，而县上又治不好赵晓华的病，于是，这位对什么也浑然不觉的姑娘在辗转于延安西安许多医院以后，又被送回村子里。

赵晓华成了村里的一个负担，尤其成了队干部的一个负担。他们不能不管他，又不知该怎样照管。踌躇中，一个主意想出来：给她找个人家，谁愿意娶她去做婆姨，就来照管她。

先是给村里一个小伙说。小伙子是个罗锅腰，年龄不小了，直娶不下婆姨。小伙子没有同意。村干部又想到李三性。

李三性六岁时母亲便去世，跟着父亲长大。八九岁时，和帮小孩子玩耍摔跤，跌了一下，不知怎么就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时间不长，左边大腿上生了疮，先是一个，随后带出三个来，疮好后，腿上的筋就弯曲了，人成了跛子。

三性读过初中，会打算盘，在队里干不成重体力劳动，便时而当会计，时而在哪个工地管管灶。倒也能养活自个。可怜的是，直到三十大几，他还没有成家。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他的老父亲央告过许多人，给附近村子那些常说媒的人提过点心包包，送过羊肉烟叶子，希望给三性说上个婆姨，不少人给鼓过不少劲，但庄稼人靠身板吃饭，健康强壮的好男人还有打光棍的，何况一个残废人?

在李三性对娶妻成家彻底绝望之后，村干部来给他说赵晓华。他的心动了。

不错，她是个疯子，但她是个女人。他需要女人，有了女人。他就能够组成一个家庭。啊，家庭！家庭！建立一个家庭他盼了多少年！那怕这是一个最倒霉、最不景气的家哩。人到哪步田地说哪种话。总要把香火续下去，没有什么要他来挑拣的。行，我跟她过。

请示公社，公社同意。于是，赵晓华便算一个有主家的人了。

不可能举行什么仪式。天黑前，村里一个老婆把赵晓华的被子抱进三性的窑里，赵晓华又抱了回去。她好象有点点明白眼前的事情，呆呆的眼神里有种惊恐的神情。村里的老婆连说带哄，劝她到三性家去，她抱紧被子坐在墙角不动弹。

她害怕什么？她能对自身眼前的处境和李三性这个人给以明确的判断吧?不知道。也许她害怕的是事情本身。古往今来人类男男女女重复不绝奉行的事情，在她瘫痪的意识的深层，也许仍然秘密地保留着某种印象。虽然麻木不仁，但本能逼她做出反应。这是一种神秘的赵惧，而病态无疑加深了这种恐惧。

村里人见劝说不下，一些妇女便连拉带扯，把赵晓华硬送到三性家。

这天夜里，村里的近邻听见李三性家的窑里传出剌耳的哭叫声。人们说那不象人的声音，象是从动物的嘴里发出来的。

第二天一大早，赵晓华就跑了。谁也不知道她跑到什么地方。三性一家人分头寻找。公社，邻近几个村子找遍，不见人影。三性坐一辆手扶又去县上寻，寻了一圈，依然没有找见。回来时路过老苇沟，三性意外地发现，赵晓华呆呆地坐在荒沟里一块石头上，一只鞋丢了，腿上被什么东西划破了一块，血流到脚面上，已经结了痂。

以后赵晓华还是不断地跑，每次都弄得李三性到处乱找。找回来忍不住便打。打过之后，三性又长嘘短叹，不知往后的日子该怎样过。

可怜的人哟！日子是什么?就是这经久不息动物般地追逐和制服么?就是这悬在心尖的希冀一次次打碎仍抓住不放么?就是人世间那种最简单最本能的要求么?

婚后数月，在一次暴雨袭击高原的时候，赵晓华站在电闪雷鸣的滂沱大雨里，家里人怎么把她也拉不回去。她垂手恭立，头发、衣服被雨浇透，脸颊象纸一样苍白。她似乎在思索，又似乎在祈祷，样子看去叫人由不得打激冷。雨后，她从窑院的角落摘了片蓖麻叶子，用嘴吮着沾在上边的雨水，慢慢地到硷畔上。其时天近黄昏，天空碧蓝，落日如血，高原沐浴在一片神奇的玫瑰红里。她披头散发，对着落日站定。呆呆地站立了好久。当血阳留下最后一缕光辉的时候，她令人震惊地开口歌唱了。先是嗓子眼里发出一种声音，一种含混、奇怪、难听的声音。渐渐、声音起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同时也越来越剌激人心。是那首歌。村子里许多人都听见了，是那首揪心扯肺的《从北京到延安》。

从北京到廷安，

路途多遥远。
离开了家乡，
告别了父母，
生活多么悲惨。
有一天晚上我做梦，
回到了妈妈身边……

她再也唱不出那动听的旋律，表达不出那丰富复杂的感情了。她的歌声干涩，生硬，直戳戳象棍子一样。可是里沟村听见这歌声的人，都为之震撼。人们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哑了很久的歌喉又发出声音，是病情好转，抑或是更加厉

害了？她那浑浑噩噩的心里在想什么?

在高原的雨后，在黄昏降临的时候，她唱了好久。她好象在举行告别演唱，那天之后，她的歌声便永远哑了。

守凤乡党委书记程昭义，是一位北京知青。这位研究员的儿子、原北航附中的高材生，同一位当地农民姑娘结婚，便也留在陕北高原扎根了。他对赵晓华很关照，几年前，他刚一上任，就赶到里沟村去看望赵晓华，此后常想方设法给赵晓华以照顾。程昭义至今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赵晓华的情景。他一开口说话，赵晓华便判断出他是北京知青，她对口音仍然保持着分辨能力。她怔怔地看了他一会，突然问：“你也没有回去?”其时北京知青在陕北已所剩无多。她显然清楚这一点。程昭义问：“你还想着回去吗?”她不回答，脸上又露出呆漠的表情。程昭义告别时，她缓缓走到柜子前，打开盖，抓出两把核桃，递给程昭义。程昭义不要，她目光直直地盯着他，执着地说：“给娃吃。”

我和程昭义曾经讨论过赵晓华的遭遇。这位乡党委书记对事情有着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赵晓华的悲剧也许是她对其人生旅途更大悲剧的一种逃遁或者适应。“正常人必须接受正常的生活。”他说，“生活已经不正常了，被铁锤打碎了了。生活得了神经病，如果还要人用正常的神经去应付，那就更痛苦。而如今，对于赵晓华自身感觉世界来说，再没有什么不幸可言了。”他的话里，透出一股黑色幽默的味道。他是用平淡、郑重的语调说的。他认为赵晓华嫁给李三性，是一种无法逃避、也是一种较为合适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我们的社会，应当全部承担起照料赵晓华的责任，可是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一场动乱留下的后遗症太多太多，赵晓华的不幸在社会的病历卡上难以记载上去。她嫁给李三性，不过是获得了一个生命的寄存方式，可是除了生命，如今她还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所以说这也就行了。”

这番话，听得我心里冷气森森。

赵晓华为李家生下第一个男孩后，李三性，还有他七十岁的老父亲，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一个残废人，几乎连婆姨讨不上，如今有了根苗，香火有人接续了，这比什么都值得庆贺。

家里不算热闹，却郑重其事地给孩子做了弥月仪式。孩子取名叫李明望。明天有希望，明天有盼头，是三性的老父亲给取的。这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对赵晓华很好。他知道赵晓华虽说是疯子，可也是个人，是自己的亲人。他不允许村里的娃娃嘲弄欺侮赵晓华，也不允许李三性对她动手动脚。现在，她给他把孙子养上，他更加注意保护她了。

有了儿子，对李三性是个巨大的鼓舞。他心里陡然生出一种男子汉的豪壮之气，决心要把日子变个样儿。他那样的身体，在队里只能干点轻省活，工分挣得很少。

他找到队长，要求替队里拦羊。

拦羊的活不重，但是操心，还要翻沟爬坡到处跑。队长不放心把羊交给他。他立下字据：羊丢了，或从崖上跌下摔死，他赔。队长说：人哩?你跌下去咋办?他说不让队上负责把这活儿争到手，见日头他都有工分了。他开始变得贪心起来，一边拦羊，一边挖药材，有时甚至用他那不得劲的腿攀到半崖去挖，他想攒钱再掏两孔窑。他住的窑还是老父亲手里掏的，已经破败不堪了。冬季到来之前，他已给家里砍了不少柴。他一背一背从山梁子上背回家。一走一跛，柴捆子在他背上摇来晃去，弄不好会把他摇到沟里去，他不在乎。他狠了心，要把日子弄出个样样来。

村里有人跟他打趣：“三性，不要命啦！干得这么凶想当老财呀?”

李三性笑笑，说：“想当啥老财哩！你没瞅瞅，屁股后头坠了个跤裆里挂铃的，几年蹿起来，不置点家底拿啥应付嘛！”

有了孩子，他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之情。他的话里，有意要显示自己的自豪。

还有一件事情让他感到欣慰：有了孩子以后，赵晓华再也不往外跑了。她知道疼爱儿子。她不会侍弄那个小家伙，不知道喂奶，不知道对付孩子的拉屎尿尿。孩子哭了，她的脸上有种惊慌的神色，但不知道如何去做。尽管如此，母性的本能依然在她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她常常盯着孩子的脸蛋一个人笑。那笑容是呆呆的，却透出真诚。村里的婆姨女子来家里里，她从炕上抱起孩子，让人家看。人家夸孩子长得亲，她会随声附合：“亲着哩。”或者不说话，但脸上一定现出那呆呆的却又是真诚的笑容。

患病后，她和北京家里的联系就断绝了。那个唯一写信和她联系的哥哥，在她患病后不久，因急性肺炎死于医院。本来不会死的，他去医院太晚了，耽误了治疗。据人讲，死前，家里人他谁也没有提起，只是不停地念叨远在陕北插队的妹妹的名字。他知道妹妹得了病，原打算到陕北看望妹妹。父亲依然被关押着。家中那个烂摊子全凭两个弟弟支撑。赵晓华不知道哥哥的去世，不知道家中的一切。她再也不需要知道了。

李三性开始教她干点家务。别人给孩子送来一些烂衣裳，三性把针线拿给她，她就补起来。动作僵硬迟缓，但针脚密密匝匝，好象生怕补缀得不结实似的她会擀面，会蒸馍，只是必须由三性把面给她盛好，要不有时做的饭刚够一个人吃，有时多得剩好多。当然，要她干家务，仅仅是凑合，她那突出而奇怪的毛病不论在干什么时都会出现，比如蒸馍时，笼搭到锅上，她应该去烧火，但她突然犹如一架挂钟停摆一样，中止了一切动作，以一种凝固不变的姿势站在锅台前，一站老半天，有时直站到三性回家吃饭的时候。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的轮子也许就这样的长久地转下去。

她依然是个精神病患者。

但她偶尔流露的近似于正常人的感情，给李三性带来线希望：她的病也许有治，他想试一试。

结果，他领着她，还有几个陪同，到北京走了一圈。

李三性领赵晓华去北京看病，在当地流传着许多笑话。我采访期间，便有人给我讲过这些笑话。有人说他在北京摸不着东南西北，不光差点把婆姨丢了，也差点把自个丢了。有人说他见了警察，吓得就跑，还有人说他在北京找不见厕所，憋得乱打转，好不容易找见了，却尿不出来见人家厕所干干净净，不敢尿。这些笑话颇多揶揄成份，我听后却笑不出来。李三性给我讲过他去北京为赵晓华治病的过程，我知道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我听他叙述的时候，心里一直翻腾着一种酸溜溜的感觉。

下边记录的，便是李三性对我的讲述。

1978年，县上没有多少知青了，知青办要撤。当时知青办还有些资金，研究干啥用，正好我找上门，说要给赵晓华看病人家同意了。

去哪里看？西安、延安都治过，治不好，知青办张主任说干脆去北京。我一听心里蛮高兴，北京大医院多，说不定能治赵晓华的病哩。

回到家，我就给赵晓华家里写信，让他们给联系个医院，我没有和她家通过信，地址是从很早以前她哥给她写信的信封上抄下的。那些信赵晓华乱撂，我替她保藏了一封。隔些日子，来了回信，是她大弟写的，说北医三院能治那病。她大弟信上还说他爸可能要减刑提前释放，组织上去家里了解过情况。

收到这封信，我就作动身的准备，能早点去就早点去。我心里发急，可县上的事情一直办不好。说是给钱，钱却拿不出来，知青办一时半时又撤不了了。不过人家没封口，说病还是要看的。这一推就推到了第二年冬。穿上棉衣的时候，县上捎话来，叫我赶紧准备我把啥都收拾好了，右等右等，又等不住，我去县上问，才知道知青办还要派人去，但是派谁定不下来。回到家里，我把蒸好路上要带的馍掰成馍蛋晾起来，不晾就坏了。家里白面不多，看来还得蒸一次馍。

快过阴历年的时候，县上把人定下来，是知青办张主任带一个人跟我们去，还是坐飞机去。我高兴得不得了。咱陕北山沟沟人，进趟北京城就不简单了，如今倒是要坐上飞机飞进北京城，一辈子再甭想有第二回了。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二女子，才几个月。两个娃娃都要带上。我给赵晓华说要回北京给她治病，她听见跟没听见一样，不理会。我看她把啥都丢到脑后了，啥都不在乎了。我给她家里带了一口袋红枣，一口袋核桃，还有一口袋小米。背上这些东西我领一个娃，她抱一个娃，先到县上，再跟张主任和一个姓杨的一块，搭车到了延安。延安有通北京的飞机。

上了飞机，我就头晕，飞机一飞起来晕得更厉害。心里也害怕，怕飞机猛一下栽下去。大小子明望不懂啥，一坐上飞机只是高兴。赵晓华还是老样子，跟坐在家里一样，看不出她难受，也看不出她觉不觉得新奇。那样儿你知道，跟木头人一样。

张主任和老杨坐在另一排位位上，抽着烟，不和我说话。我心里怕，不能给人家讲。

到北京是晚上九点多钟。汽车从机场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就不管了，我们四处找旅馆。除了赵晓华，我们谁也没到过北京，可她跟个没知觉的人一样，你说走她就走，你说停她就停，一点点忙也帮不上。旅馆不少，都住满了，我们一直转到大栅栏，才在一个背胡同的小旅馆里住下。

到了北京，我才知道把件大事忘了——没带她家的地址。

信封压在炕席底下，走时一直想着要带，不知咋一岔就忘了。这可叫人作难了。我只记得她家是在一个叫北岸河的地方，问旅馆里的服务员，这北岸河都不知道。我心里乱了。张主任问赵晓华她家住在啥地方，赵晓华直溜溜坐在那里，瞅着墙角不吭声。张主任叫她慢慢回想，不知她想了没有，反正到底也没说出一个字。

到了第二天，张主任说不着急，先转天安门。在天安门跟前，大小子高兴得很，硬要上去看毛主席。张主任和老杨的兴致也蛮高，一会跑到石狮子跟前，一会又爬到护城河栏杆上，一会又去摸天安门城门扇子上的大铜钉子。我心里总象压着石头，轻松不下来。北京城这么大，一到街上人就眼花，到哪去找这个北岸河?

我猛地想起来，赵晓华他们一伙知青刚到村里时，有人问他们去没去过天安门，村里人都觉得天安门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不能轻易到跟前去。那伙知青笑着说常去哩，每年国庆游行都要去天安门。我想游行赵晓华一定也参加了，这是大事，她兴许能回想起来。我就问她国庆游行时，从她家咋走到天安门来。只要大概说出个方向路线，北岸河也许就好找了。她说不知道。再问，她就不吭声了。张主任指着天安门城楼，问她知道不知道这是啥地方，她摇摇头。她啥也不知道了，啥也想不起来了。可能她光知道怀里抱的娃娃是她的。老杨爱说怪话，说：北京忘了她，她把北京也忘了。

在天安门游了半天，回到旅馆，我猛地想起撂在家里的信封上有海淀两个字。给人一讲，人家说那就先坐105路无轨，到动物园后再打听。张主任和老杨一听蛮高兴，让我先去找找，他们在旅馆等我。我心里怯，这地方人生地不熟，我的腿脚又不好，跑迷了咋办?可是又一想，这是给咱婆姨看病，咱丈人的家咱不找，还能让人家去找?我说那好，你们就在这里等着，我就走了。

找105路无轨车站就费了神。在北京问个地方可不容易，咱说土话，人家听不懂，有的人想指了给指一指，有的人干脆不理你。等我到了动物园，天快黑了。我一看这时光到啥地方去打听北岸河?想了想干脆往回返，明天再来。

坐105回来，我找不见住的那家旅馆了。想间人，不知道那条胡同和旅馆的名字。心里发毛，东蹿蹿，西钻钻，瞎碰乱闯，游荡了足有一个钟头。这时候我又饿又乏，想找个饭馆先给肚子填点东西。天一黑，饭馆都关了门，找不下。有一个点心铺子开着门，想称点饼干，在柜台前打了半天转转，嫌贵，没称。饿着肚子又跑，心里越发的急，操心赵晓华和娃娃，不知娘们三个吃没吃饭。人家张主任和老杨是陪咱来的，总不能叫人家给咱婆姨娃娃买饭吃吧。转了一阵，我猛地看见一个眼镜店的招牌，我见过这个招牌，我能记住。往前再走几步，又看见了早晨我们吃饭的饭馆。我一下放心了——旅馆就在右手一个胡同里。

他们正在旅馆里着急地等我。晚饭张主任招呼赵晓华和娃娃吃过了。听我说没找见北岸河，张主任说明个坐出租车一块出去找。老二早上抱出去着了凉，正在发烧。旅馆里的服务员很好，给娃拿了点药。这一夜我咋都睡不踏实，光做梦，全是在找北岸河。

第二天坐上出租车，没用我们管，司机把我们直接送到了北岸河。到了那里，很快就打听出了她家说也巧，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父亲刚从监狱放出来不几天。是一件冤案，不是减刑释放，是无罪平反释放。可这人霉气透了，刚回到家，不知咋的就食物中毒住了院。她家生活还很困难，母亲的病没有好，瘫子姐是老样子。大弟不小了，还没结婚，在街道厂子当工人，二弟在煤厂干临时工。我把赵晓华领回家，一家人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不高兴。赵晓华也好象不认得她一家人，跟谁也不打招呼。许多邻居来看她，她象根木头一样坐在床沿，痴呆呆地看着人家。说不上有时候为啥，她会咧嘴一笑，笑过后又象木头人，坐在床沿一动不动。

去北医三院看病，她大弟陪着。本来想让她住院，医生问她吃过啥药，她平时不开口，这时却给人家医生说吃过“氯丙烯”、“弗乃近”。医生说她还知道吃过什么药，就不收她了，只给开了一些药。后来张主任跟北京市知青办接上头，让他们给联系个医院。北京知青办联系的还是北医三院，人家还是不收。没办法，我只好隔几天领赵晓华去看一次门诊。

在北京，我住赵晓华家，张主任和老杨还住大栅栏的旅馆里，有啥事情打电话联系，平时不见面。中间有一回，赵晓华看病的钱用光了，我给旅馆里打电话，一连打了两天都说人不在。我心里着急，坐上车去旅馆里找。到了旅馆还没找见人，服务员说两个人去八达岭还是啥地方了。我只好留下话，第二天张主任才把钱送去。

在北京没少作难，病还没治好。我一看没啥指望了，住了四十多天后，领着赵晓华和娃娃，跟张主任老杨一块，返回了陕北。

我是坐在李三性家里，听他对我叙述这一切的。其时赵晓华拎着一只大铁壶，正在院子里浇菜。1986年以后，他们搬到乡政府来住院子里有一片空地，住在这里的人们一人分得一小畦种菜。三性的地里栽的是辣子和茄子，还种了点豆角。陕北高原节气晚，时值初夏，所有的菜苗才一点点高。菜苗长得不景气，驀沓沓的。

李三性坐在我的对面。他撩起两只裤腿，用手不停地搓着腿上的泥垢。他那条残废了的腿仅有胳膊粗细。他的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五岁，坐在靠近房门的地上玩，弄两块圆木头片儿和几颗石子。八个月的老四在炕上睡着，身上搭块红乎乎的烂布。这也是个男孩。苍蝇在他脸上爬来爬去，他竟睡得实实在在，纹丝不动。屋子里弥漫着一种霉味儿，还有孩子的尿臊味。

我问李三性：“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

他尴尬地笑笑，说：“没办法。”

“为什么不给赵晓华结扎？”

“不敢。”他连连摆手，“把她的病逗重了咋办哩?”

实际上，人们对我讲过，医生说赵晓华结扎没问题，可他死活不让。他想多要几个孩子。

“这么多孩子，你养活得过来?”

“不怕。”他把裤腿扯下去，身子一挺，干脆地说，“不怕多，单怕无，有苗不愁长。能吃到嘴，娃娃就能养得起。娃娃身上能花几个钱?人一辈子，山珍海味是个活法，粗茶淡饭也是个活法，咱不贪图享受，只图个没灾没病，人丁兴旺。”

我很想给他讲讲有关精神病遗传方面的知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在这一刻，我看到他陡然增长的激情，看到一种与他低矮的身形不那么谐调的豪气，我暗暗叹了口气。

他象突然意识到什么，接着说：“当然政策上叫计划生育，咱不是反抗政策，咱是特殊情况。

我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窗外，注视着那依然忙碌的母亲和孩子的身影。我久久无言，一种怜悯的情感在我胸中翻腾。我不能过多地去责备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他不过反映了一种存在，一种历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存在。

人类生命存在方式多种多样。在这里，在这个身肢带有残疾的男人和那个拎着水壶动作僵硬的女人以及身穿破烂衣裳的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生命呈现出的一种奇异形态——脆弱而强韧，盲目而自信。

县知青办又拖了几年，到1981年冬才撤销。撤销前做善后工作，李三性被叫去，让他办理赵晓华的脱钩手续。

脱钩？脱了钩你们就不管啦？”李三性担心起来。

管是不好管了，不过组织上要给你们作出安排。”知青办的人说。

知青办给了李三性1500块钱(比别的脱钩知青多五百块)，又把村上原来知青住的两孔石窑拨给他，作为一次性照顾，赵晓华就算与知青脱钩，今后不再享受对于知青的照顾。

李三性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他很满意。1500块钱，叫他攒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早先计划拼死拼活干上几年，掏两孔土窑，如今没费啥力气，两孔石窑就到手了。还是社会主义好。

可是，过了没多久，听说别的知青没要钱，而是让组织上给安排了工作，他心里便不那么稳实了。两相比较，翻来覆去想了一回，觉得自己不划算。钱是一碗水，放在那里只会少不会多，咋能有铁饭碗重要?端上铁饭碗，国家就得管你一辈子。

两孔石窑算啥：有了工作，当上公家人，自有公家的房子让你住。越想越觉得吃亏，越觉得自己憨。他一刻也没耽搁，跑到县上，要求退钱退窑换成工作。县上没有答应，说工作只给知青本人安排，不给家属安排，赵晓华有病，不可能给她安排什么工作。他硬跟人家磨，到底没有顶事。工作没指望了，商品粮吃不上了，公家人当不成了。他只好叹一阵气，怅怅地回到家里。

1500块钱，他没敢存到银行里。这钱不是他挣的，是国家给的，假若哪天政策一变，要往回收，存在银行不等于交到国家腰包里了嘛！谁也不知道他把钱藏在哪里。平时过日子，这个钱一分钱也不动，少盐没醋的粗茶淡饭，絮絮络络的破衣烂裳一如往昔。他有他的想法。儿长大要娶，女长大要嫁，这些花钱的大事情，没有一二十年的积攒，一下子能要了人的命。特别是娶媳妇，事到临头拿不出硬沓沓票子，媒人不摆手，媳妇不进门，真有急得上吊的。他家是个烂摊子，将来给娃娶媳妇不知要作啥难哩，他心里虚得很。

没办法的时候，过日子走一步看一步。有了一点办法，就得谋算哩。

这一年村里实行生产责任制，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这一来，上山千活，就等于给自己干了。李三性贪心地一下子要了九亩地。他的老父亲年高体弱，他把老父亲的三亩地也要过来，一共十二亩。家里只他一人干活，而他只能算半个劳力，春种秋收，从不叫人帮忙，终日一个人拼死拼活地在地里刨挖。

村里人都说：这个瘸腿家伙不要命了。

有地，没有牛不行他买了两头牛，过了半年，又买了一头驴。牛拉犁耕地，驴驮水驮粪。大小子还没上学，他就逼着去放牲畜。赵晓华指靠不上，就让她在家洗衣做饭。管她饭做得咋样，哄饱肚子就行。

对于丈夫的这一切谋划，一切做法，赵晓华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会。她依旧懵懵怔怔，生活当中的任何变化，都不能给她带来一点点影响洗衣服的时候，她照旧把衣服扔进水里，愣愣地看着水把衣服冲走。吆牲口到泉边去饮水，跟在牲口后边走着走着，蓦地便收住脚步。牲口早没影儿了，她依然钉在那里。日出日落，刮风下雨，野外的草木都有知觉，可是她感觉不出来。有时在窑外做件什么事情，突然雨来了，她不避，仍然在原地做她的事情，甚至头也不抬。做饭常烧从崖畔上砍下的酸枣刺。三性给她做了只捅柴的杈子，她不用，用手抓，手常被酸枣刺扎得稀烂。她好象没有知觉。她从不收拾自己，也不知道收拾孩子。头发成了毡片子，孩子脸上污脏，她自己不梳理，也不替孩子洗涮。村里有的妇女看不过眼，时常帮她梳梳头，给孩子洗一洗。也许知道这些人帮助她，她喜欢和村里的妇女们接近。几个婆姨女子凑在一堆拉话，她会缓缓地踱过来站在旁边，虽一言不发，虽不知她听了没听，但可以看出，她愿意站在这儿。这时候她倒显得有那么一点感觉，保持着一点人的灵性。

一次，村里的大喇叭播放歌曲，有人惊异地发现，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凝神谛听。好久没有听见她的歌声了。她会不会跟着广播，重新歌唱?发现这一情况的人没敢惊扰她，悄悄地在一旁观望。不错，她真的在听。她的头微微偏斜着，脸上呈现出一种安适宁静的神情。这样儿跟她平时呆站在那里的样儿是不同的。然而，直到广播里的歌声停止，她一声未吭，她再也不会唱了。是的，她的歌声永远消失了。

那么，在她凝神谛听广播播放歌曲的时候，那回荡的旋律，是否唤起她的某种心理活动?她那懵懵懂懂的感觉，还能感应到歌声的美妙动听吗?

不知道。一切都无从知道。

也许歌声如同现实，现实如同歌声，在她的思维里，全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也是模模糊糊混沌迷离的。她的歌已唱完了，路也走完了。之所以现在还往前走，不过是生命的贯性在推促着她。

1985年夏，李三性听到一个消息：凡与当地人结婚的北京知青，政府都给转商品粮。他立即赶到县上。知青办早已撤销，他不知道该去找谁。正在街上乱转，碰见一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同村人。此人说确有其事，就在公安局办理手续。这回简单，公安局、粮食局跑了一圈，手续全部办妥，一家六口全转成商品粮户口。

吃上了商品粮，村里便把一家人的地收了。没地不要紧，可是没工作，没收入，拿什么买粮?有人给三性说，这事要找劳动局。找了几次，没结果。他不敢坐等下去，花五十块钱，买了台补鞋的机器。干脆摆上个摊子弄点收入。看街上那些修鞋摊子，营生蛮不错哩。

机子弄回家，三性把他的、赵晓华的、娃娃的破鞋收揽了一大堆，学着用机子补。三天后，守凤逢集，他带着机子上集了。

他选择供销社门口，作为安营下寨的地点，这里人多热闹。

摊子摆起来，围观的人多，补鞋的人少。山沟沟小地方，四邻八村的人大都认识，他又是个特殊人物，平日就招眼，这会儿见他弄来这么个洋玩意儿兜生意，看新奇的、取笑的都有。

有的让他讲机器原理，有的要摇一摇试试。有时挡都挡不住，旁边伸过一只手来抓住机器摇把就摇。他害怕把机器弄坏，两只胳膊紧紧护着机子。这样儿又逗得众人一阵哄笑。

到了后半晌，他才补了两双鞋，一双皮的，一双布的，挣了三毛钱。

挣的少点，不怕，慢慢来，往后活儿会越来越多。他这样想。守凤逢集，他都去，摊子摆在老地方。果然，找他补鞋的人慢慢多了，一集下来，有时挣块儿八角，有时挣到两块出头，看样子往后还能多挣点。

然而，他没有干多长时间。一次补皮鞋，刚轧了两针，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就坏了。哪儿也配不上这个零件。他和机器都只好闲呆在家里。

李三性意想不到的是，1985年冬，有消息传来，说政府要给他们这种人安排工作。消息不久得到证实。1986年春，他被安排到乡政府管灶，每月四十块钱工资，三个月试用期满，工资转为五十八赵晓华每月从乡政府领取四十六元生活费。

一家六口人，都搬到乡政府的院子里，和那些国家干部住到一块了。

一天黄昏，我看见赵晓华抱着孩子，站在乡政府院子外边的一个绿色草坡上，对着不远处那条夕阳涂染的小河痴痴地发呆。我向她走过去。

我以为她注视那条小河。河水很浅，露出白色的石头，浪花就在石头间跳来跳去，象一簇簇耀眼的星星在闪烁。待我走近，见她什么也没有注视，眼里是一种茫然空洞的神情。孩子在她怀里把头扭来扭去，用小手揪扯她的衣襟。看见我，小家伙笑了笑。

她毫不理会我走到她的身边，依然呆呆地站着。我想找话和她聊聊：

“你在看什么?”
没有回答。

“孩子多大了?”
没有回答。

“老抱着不累吗?”
还是没有回答。

看来要和她聊一聊是不可能的。但我禁不住仍然问下去。

“听说你唱歌不错，过去大家都喜欢听你唱歌，你还能回想起来吗?”

这次她把脸转向我，缓慢地瞥了我一眼，接着把脸慢慢地转过去，神情麻木如旧。

我极想试一试。

我小声地唱起那首《从北京到延安》。在Y县，我让几个知青给我唱过这首歌，我已经学会了她曾经那么伤情地歌唱过它，即是病后，在那个雨后高原的黄昏，也还放声唱过一次。这是一首她忘不了的歌。也许她会有点什么反应。

没有。

但我又细心地观察时，发现她似乎在认真地听，心里似乎略有所动。这是很难觉察的，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我决定继续试下去。

又唱了几首过去时代她可能唱过的歌。我越发相信她在专注地聆听。她的脸上有种平和安详的神情，与平素的呆痴板滞是不同的。当我刚刚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她神奇地开口说话了：“《小船》。”

我赶紧点头。她报出了这首歌的名字。

然而她并没有看我。她凝然不动，依旧望着前方不远的小河，孩子在她怀里拱来拱去，拱了一阵之后，抬起头来，小眼睛定定地看着母亲的脸。

我重新唱下去。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她在听。她唱过这首歌。好多在五十年代度过童年时光的人，都唱过这首歌。它能勾起人们多少充满诗意的回想啊！

哦，童年！童年！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童年。她的童年生活一定是甜美的。北海荡舟，草地上游戏，牵着妈妈的手去逛动物园，排着队伍、唱着歌儿，和老师同学一起郊游…

也许这是童年生活里平平常常的片断，然而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片断会变成多么美好的记忆啊！

她想起什么来了吗?她的童年，她的过去，在她脑海里是否存在?

小船儿轻轻，
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

她一直在静静地听。

夕阳渐渐被西边的山头遮掩，晚霞在山顶燃烧。风轻轻地吹，是凉爽的风。可我心头有一股热辣辣的风掠过。

不远处的一片菜地里，一个男孩在追逐一只小猪。小猪和他兜圈子，怎么也从菜地里赶不出去。夕阳的余辉勾勒出小孩身体的轮廓，裸露的小光腿很快地跑动着。小孩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呼喊，不时猫下腰，从地上拣起土块向小猪掷去。

我认出这是赵晓华的大儿子明望。这时从乡政府院子旁的斜坡上，传来李三性的喊声，他叮嘱明望把小猪赶出菜地就行了，不要打人家的猪。他提着一只桶，叮嘱完一颠一颠地走了。铁桶在他身体的一侧闪烁着黯淡的微光。

我收回目光，又望着眼前的赵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