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复旦经济学者兰小欢说的非常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其实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的大道理和顶层设计,所有选择不过是当时亟待解决问题的最优解,一步步演变到了今天这样楼市绑架国民经济的局面。
比如为了鼓励地方发展积极性,88年中央政府跟北上广约定财政分成。因为有利可图,地方发展势头都很猛,很快地方就富起来了,说话都硬气了。中央因为拿到的分成很少,越来越穷,跟下面要钱都没底气。长此以往,中央必然越来越弱,这是江邓集团不愿看到的。
想维持中央权威,手上就得有财权,然后就有了94年的分税制。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分税制在地方阻力可想而知。所以跟地方争夺财权这种事,普通人出马是办不下来的,得朱镕基亲自出马,一个个跟省长以及背后的老省长们座谈。一谈就是大半年,为了让地方服从,中央政府答应设立“税收返还”机制后,才算谈下来。
分税制后中央抽走了大部分收入,钱在别人手里再拿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94年分税制后,所得税六成归地方。为了创收,地方又盯着所得税大力发展烟酒厂,搞起地方保护主义,本地店铺只能卖本地产的烟酒,这样不利于形成全国大市场。
02年又进行了所得税改革,除了特殊央企所得税归中央,所有企业所得税央地六四分成。
几波税改下来,大大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没钱事又多的地方政府只能自己想办法搞钱,然后轰轰烈烈的土地经济就来了。系列博弈中,中央权力更强了,卖地炒房的地方政府更富裕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也突飞猛进了,只有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越来越活不下去了,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成了阴影和代价。这不,人口断崖也来了。
一切都有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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