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立功而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人都判刑八年。
囚徒无法信任对方，于是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这便是“囚徒困境”，“内卷”亦如此，是一场全社会的零和博弈。毫无意义的精益求精，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为了免责而被动应付，低水平的模仿和复制，限制创造力的内部竞争，在同一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挖掘研究，大家都按部就班、埋头苦干，乐此不疲，却只在有限的内部范围施展，不向外扩张。
开会桌面上摆的茶杯，横看竖看侧看皆成行，蔚为壮观，那是很多工作人员花很长时间，用绳子逐一定位折腾出来的。相对于会议的内容与意义而言，这种严格和精准的摆设起不了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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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上级领导决定的项目，又要使整个决策过程看起来科学化，以应付审计和巡查，搞了一套又一套的可研报告，邀请了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提建议，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评审论证会，其实项目早就由领导拍板决定了。
创建评比此起彼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却不能借助评比推动预期工作，无法实现其初衷，做秀成分多于实质效果。微雕只是形式上的艺术，其创作内容只会少于正常尺寸的艺术品，尤其在着色方面，微雕受到致命的限制，微雕的艺术内涵不可能超越正常的艺术创作。花费了大量时间、耗尽了意志力，不但没有创作出新内容，还得拿个放大镜看，累死人。
僵化的考试制度，学生为了考取高分数，而被迫在教学大纲范围内下苦功夫，限制学生自由的灵性，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同时，为了比出高下，出题人只好把考试题目出得离奇古怪。中国人对历史名著的研究让人咋舌，就这么几本书，无数学者没完没了地去挖掘，精细还能再精细，除了锅里的一堆烂肉外，还能整出什么新东西来呢？
我们何以会身处如此种种的内卷困境而无法自拔呢？按照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在制度的压力下，人如同囚在困境中，为了自身的利益，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配合”的方案，极少人会选择与体制对抗。因此，人们便乐此不疲地与小范围内的相关的人员进行零和甚至负和博弈，裤裆里面打拳。大家争来争去，累死累活，不管你再努力，付出再多，利益总量不会增加，还是这么一点点。
显然，制度化的内部竞争是导致内卷的重要因素。而另一方面，文化基因里决定了我们习惯于内部竞争，而缺乏向外开拓创新的勇气。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听话，如圣人所说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求坐言起行都规规矩矩，习惯于在狭隘的人际关系里寻求安身立命之地。传统文化到了某个阶段而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后，就容易走偏，走进死胡同。
既然无法适应外来文化挑战的新形势，只好在内部不断深挖，寻找寄托。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诸多规矩、讲究、禁忌就是内卷，封建迷信更是将内卷发挥到极点了。人性是闲不住的，若是没有新的思想产生、没有新鲜事物可以期待，就必然会琢磨出一些东西来折腾。
内卷慢慢消耗了我们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磨平了锐气。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无声无息、不知不觉的虚度。对社会而言，大量的人默默地做无用功，白白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整体效率，削弱了对外的竞争力。
我们拥有大量的博士、教授和研究员，但是，我们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却与之并不相称，无数的人才，被困在内卷化的制度性环境里无法自拔，造成巨大的浪费。表面的精细、复杂、讲究不等于高级，更不等于先进，那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一种黑暗中无知的消耗，一种悲哀的精神寄托。
只有跳出自我设定的囹圄，站在更高层次上的不断向外突破、创新和创造，才能不让那种精致的、繁复的、看起来特别敬业的内卷化状态困扰我们，才能回归到向上勃发的新常态上来。
社会应该鼓励和推动开放自由的竞争环境，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放在鼓励发明创造，建立只是基本约束的自由机制上来。
内卷是一场全社会的无声悲哀，让我们用暂时无处安放的理想主义，表达出呼唤正常世界来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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